此诗开头第一句就写出“酒浇胸次不能平”,这是借三国魏阮籍的故事说明黄斌老画竹是有所谓而作,是在“酒浇胸次不能平”的心情下画的,同时又是诗人以此自道。当时政局为章惇、蔡京搅乱,黄庭坚和黄斌老二人都很不满。画家本来就有“喜画兰、怒画竹”的说法,因此这句诗既表达了斌老,同时也表达了黄庭坚自己的郁愤不满的心情。
“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下得极好,说明这幅横竹画创作动机非凡,是把“胸次不能平”的心中块垒呕心沥血地吐出来,所以才画得如此头角峥嵘,不同凡响。它在凛冽的岁暮也是高昂挺拔的;它像卧龙一样硬朗,在风雷之下硬着腰身,不为它所惊,不为它所屈。这正象征了他们两人都能顶受住当时的政治旋风,忠于自己的理想。第四句“公与此君俱忘形”,是解释上句“卧龙偃蹇雷不惊”的,竹之所以能不为风雷所惊,是因为斌老画竹时把自己的品格、精神全都灌注渗透在他所画的竹上,与竹融化为一。人有高尚的品格,才画得出高尚的画,这和作诗一样,“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见徐增《而庵诗话》)。因此这句诗也是双关,既歌颂了斌老艺术胸襟的阔大,也透露出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他的人品,竹不为雷霆所惊,正如他们处变不惊。下面两句是叙斌老作画的情景,石松即石砚,在明朗的窗下,斌老用兔毫笔饱蘸松烟墨,画出了这幅优雅的横竹图,除画了横竹之外,还画了几块石头,让竹子盘根于其上,像这样处理,是考虑到竹子像龙一样夭矫、灵气,如果没有几块石头,把这些像龙一样夭矫的竹子蟠曲起来,它会像张僧繇画的龙一样,有朝一日把眼点了,就会乘雷霆破壁飞去。这样便歌颂了斌老画技的高超。古人多以龙比况竹子,这是用了费长房的故事,见《神仙传·壶公》,壶公以竹杖使费长房骑之到家,后弃于山坡上,竹杖化为青龙。章惇诗:“种竹期龙至,栽桐待凤来。”黄庭坚咏竹多爱用此典故,如《从斌老乞苦笋》:“南园苦笋味胜肉,箨龙称冤莫采录。”《和师厚栽竹》:“葛化龙陂去,风吹阿阁鸣。”用卧龙去描写横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首诗是古体诗,前四句用庚韵和青韵,平声;后四句用御韵和遇韵,仄韵;平仄交替,增强了诗的音节美。黄庭坚的诗以炼句著名,像“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卧龙偃蹇雷不惊”的“偃”字,“晴窗影落石泓处”的“落”字,“松煤浅染饱霜兔”的“饱”字,“中安三石使屈蟠”的“屈”字,都下得异常突兀,使人读起来有挺拔瘦劲之感,末尾说三石屈蟠,怕横竹飞去,尤为隽永有味。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