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其兄宋庠以布衣游学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投献诗文于知州夏竦,以求引荐。席间各赋“落花”诗,夏竦以为宋祁很有才,必中甲科。宋祁亦因此在宋初文坛崭露头角。足见此诗非一般惜花伤春之作。清代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晬语》)该诗即是。
首联破题,刻画落花时一片迷离凄苦的景象,状物而不滞于物。起句,诗人捕捉住所咏物的自然特征,以“素”、“红”代指花。唐人韩偓有“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惜花》)之句,么“白”、“红”状花。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使事物形象逼真。花的娇艳、春的绚丽如在目前。然而,它们却红颜薄命,夭折了,令诗人叹惋。“坠”、“翻”两字形象生动,情态感人,是从杜牧《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句化出。花本来是无情之物,却道“各自伤”,是说花有人性。落花的自伤飘零,乃诗人绸缪于青楼烟雨,别有难忘的幽恨。
颔联承上“落”意,从时空角度深入描绘了落花的全过程,极缠绵悱恻之致。出句描写落花飞动的舞姿。“更作”二字个性鲜明,感情强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赋》),其态可掬,“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楚辞·九章·悲回风》),情状悲哀。对句写花终于落地之后,在地上仍不甘香消玉殒,虽已着地,仍不失红粉佳人的美容。其执着之情,从“犹成”两字中渗透出来。“半面妆”用的是梁元帝徐妃的典故。此两句不仅刻画落花尽态极妍,栩栩如生,而且融入了诗人自己深沉的感受,一往情深,不能自已。人物交融,托物寓情。表面上是描写外界景物,实则处处有诗人自己在,景物始终着有诗人的色彩。“更作”、“犹成”二语更加强了感情色彩。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诗》中有“落花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之句,是李商隐借落花勉励张秀才,不要因落第而颓废,应似落花一样自振自珍。宋祁此诗于此取法,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景文《落花》诗也,为世所称,然义山固已云已。”不过,此诗之学李商隐,不在镂红刻翠,恍惚迷离之貌,而在于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之神。表面上咏物,实质上写诗人自己。至于所写的具体情事,则很难考证,亦不必深究。然而诗人的感受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即是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李商隐诗的神髓在此,此诗的神髓也在此,这正是此联能传诵后世的原因所在。颈联以沧海客归,珠犹迸泪,章台人去,骨尚遗香,比喻落花的精诚专一,表现了诗人的忠厚悱恻之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由此点化而成,都是加一层描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
此诗借落花引起象外之义,感情沉郁,寄托遥深,传达给读者的是感受,而不是具体情事,达到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境地。
这是一首咏物诗,既不同于咏花赏鸟的消闲之作,又有别于一般咏物寄情的诗,它本是一首含有深邃理趣的哲理诗。诗中通过对画眉鸟自由生活的赞美,抒发了诗人贬官外任后的忧郁情怀。表现了诗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生活的热切愿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束缚个性、压抑人才的种种拘系与禁锢的强烈憎恶和否定。
欧阳修的《画眉鸟》,前两句写景:画眉鸟千啼百啭,一高一低舞姿翩翩,使得嫣红姹紫的山花更是赏心悦目。后两句抒情:看到那些关在笼里的鸟儿,真羡慕飞啭在林间的画眉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里也要了解的是,作者欧阳修此时因在朝中受到排挤而被贬到滁州,写作此诗的心情也就可知了。
最后,对比鲜明,反差强烈。前二句,通过声音与色彩的对比,描绘出山林中一种自由无拘、生机勃勃的景象:画眉鸟自由自在,鸣声婉转动人,其生存环境又是那样美好。作者这种写法的真正用意,在于和后二句构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二句又通过“金笼”与“林间”的对比,说明了“锁向金笼听”远远不如“林间自在啼”的歌声优美,其原因就在它受到拘禁,失掉了自由。这样,“锁向金笼”四个字,与前二句描写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人由此抒发了深长的感慨,呼唤自由,歌唱自由,追求自由,使自由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对照分明,反差强烈,有利于突出诗歌的主旨。
这首诗情景结合,寓意深远,反映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