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王勃《滕王阁序》的人,都会懂得“徐稚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祠堂是曾巩修建的,黄庭坚通过凭吊徐稚,抒发高士不得重用的寂寞情怀。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但缺乏杜诗的灵气。
这首诗的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一个“生刍”的典故。有人称赞黄庭坚这样学杜诗是“变其面貌”,恐怕这样一变就成了东施效颦,而杜诗读起来要顺畅得多。倒是颔联满有趣味,不用考证典故就能理解。藤萝攀树,自鸣得意,居然天也可遮,日也能蔽。不知当年蔡京之流读后,可“怒发冲冠”否。而苏轼诵之,定拍案惊奇也。下句中“何心”问得好,冷落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高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他。确实耐人寻味。
用韩愈《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解说颈联,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杜甫的“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都是唱不完的中国人才悲歌。
尾联上句议论,其意甚明。值得回味的是下句: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才如(韩)信(彭)越尤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这一“旧痕”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见到。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之,的确妙绝。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