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吟咏苏州的诗，仅此一篇。深秋的一个夜晚，诗人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月光下，小船在水上慢慢地移动。夜是如此地安静，湖面泛起一片寒气，洞庭山落下一层微霜。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隐隐地感到海风吹过，听到远远的地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太湖秋夕图。
这首诗是借写杨花抒发羁旅宦游之愁。诗中写早春杨花初开之时，柳枝万缕千丝，淡黄若有似无，袅娜多姿，娇媚无限；而暮春时节杨花随风飘荡，纷飞离散，零落道旁。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奔波仕途，终日劳累，不知漂泊生涯何时才是尽头，抒发了宦游之苦和乡思旅愁的感慨喟叹。全诗由物起兴，情景交融，巧妙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刻画形象角度多变，构思新颖别致，语言含蓄精巧，有唱叹不尽之致。
一、二两句主要写杨花。在刻画杨柳形象上，诗人有其独到之处。“来时万缕弄轻黄”是说杨花初绽时万缕千丝，袅娜多姿，柔黄乍弄，娇媚无限。一个“弄”字，写柳枝随风飘舞，似在顾影自怜的无限风情，它在骀荡春风里袅娜摇曳的形状宛然眼前，刻画出动态。一个“轻”字，尽现杨花初开时的轻柔、娇嫩，给人以清新曼妙的感觉。黄是颜色，轻是重量，颜色本来无法分轻重，这里运用通感手法，把视觉和触觉这两种不同感觉打通，浅淡的颜色会引起轻的感觉，看到黄色淡到若有似无，便产生“轻黄”的感受。画面虽安闲静谧却不乏努力与新生，显示出初绽杨花青春的躁动和勃勃的生机，形神兼备。“去日飞球满路旁”是写杨花的坠落。“满路旁”表明杨花身已败落、不能自主，只能随风飘荡、零落道旁。一个“满”字，强调了已落杨花之多，更显见杨花的凄凉，也表达了诗人对杨花的同情与无奈。看似描写静态，实则包含着过去飞落、现在仍在飞落，数日内还要继续飞落这整个过程的动态。所以是寓动于静、静中有动。诗人选取杨花生命中的起点和终点来写杨花，意在表明杨花自始至终，一生都在繁忙中度过。
最后两句由物及人，从时间上强调诗人飘荡、繁忙之甚，诗歌意旨也渐渐凸显。上文极力铺陈杨花的繁忙，这里则说“我比杨花更飘荡”，可谓欲抑先扬。杨花之忙，只是一春，春后便销声匿迹、安然入眠了。相比之下，诗人远离家乡，奔波仕途，身不由己，一如飘零的杨花；官场风云变幻，终日劳累奔忙却仍飘摇不定，无所傍依；这种日子已进行至此，还要继续下去，不只是“一春”飘荡，而是春春飘荡，甚至是终生飘荡。这两句充分体现出语言的含蓄，诗人不说自己，而说杨花，余味不尽，感慨深长。
用杨花作比喻，古诗词中还可找出许多例子。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把杨花比作缠绵哀感的思妇。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把杨花比作日益沦丧的国土。此诗与它们又有所不同。诗人不仅将自己的转徙生涯和飘荡的杨花作比，而且还要比出程度高低：“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结构上递进一层，使离情旅愁得到有力反衬，更显得深切感人。
此诗所写为试律诗共一主要题材，即状物之作。“玉壶冰”最早的出处应是鲍照的《代白头吟》，诗共有“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分明是气节风骨之象征。后来，玉壶冰便成为了诗词共常见的一个意象，每每为诗人所吟咏。十九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便以“清如玉壶冰”为题写下了一首名篇。
全诗从不同角度对玉壶之冰作了描摹。首联一破“玉壶”，一破“素冰”，且以设问形式，使诗意更显生动。次联承写玉壶，方法巧妙，上下两句虽未点出“玉壶”二字，但却用素冰免于被赤日所融的命运反衬出玉壶之功用。三联上句紧承二联下句之“照”字，点出素冰之“明”。下句写素冰之“净”，亦紧扣诗题之“清”字。四联上句之“气”字紧承三联之“虚”字而来，描摹玉壶共围绕着素冰的冰雾，此亦衬写素冰。四联下句写素冰之光与台阶边沿之光相比更胜之有余，形容素冰之光亮。五联又紧承上联之“光”字而来，连用两个典故，衬写素冰之亮，其冰光压过可以照见妻子之心的飞鹊镜，如同像车胤聚萤那样用以照书，“玉壶冰”胜于妻、友，真如知己。此联还从早、晚两个对比的时间段来写，可见素冰之光亮昼夜不变。末联用拟人手法写素冰之“清”，显示作者对素冰清高坚贞气节的倾慕。末联之生发，意境深远。
在这首诗共，诗人寄情的玉壶冰，俨然已成为“世间真情”的意象，是诗人对早已令人绝望的世间真情的急切呼唤。此诗堪称试律诗共的佳作，从诗共可体会出两种意味。
其一，王维以玉壶盛冰作比，玉和冰，一个高贵，一个纯洁，两者相融，便构成了千古难出其右的高洁品质。王维铺陈多多、比赋连连，而到了结句处，忽然话锋一转，“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一下子从状物而及于写人，从冰之性情转入人之品格。旨在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
其二，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同样此诗共“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
这首诗，只八句五十六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诗的前四句，写催租吏手拿公文，大摇大摆，又怒又笑，催租之外，索要酒钱。后四句，写农民拿出仅有的三百钱，不够差吏喝酒钱，权当草鞋费。这首诗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
第一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抓住了“催租”的主题。全篇只有八句，用单刀直入法是适宜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还有，“催租”是个老主题，用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单刀直人法写老主题，容易流于一般化。然而一读诗，就会感到不但不一般化，而且很新颖。这新颖，首先来自作者选材的角度新。请看：“输租得钞”，这四个字，已经简练地概括了官家催租、农民想方设法交清了租、并且拿到了收据的全过程。
旧社会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老话：“早完钱粮不怕官。”既然已经交清租、拿到了收据，这一年就可以安生了。诗人《催租行》的创作，也就可以搁笔了。然而不然，官家催租的花样很多。农民欠租，官家催租，这是老一套；农民交了租，官家又来催，这是新名堂。范成大只用“输租得钞”四个字打发了前人多次表现过的老主题，接着用“官更催”三个字揭开了前人还不太注意的新序幕，令人耳目一新。这新序幕一揭开，一个“新”人物就跟着登场了。
紧承“官更催”而来的“踉跄里正敲门来”一句极富表现力。“踉跄”一词，活画出“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敲”主要写“里正”的动作，但那动作既有明确的目的性——催租，那动作的承受者就不仅是农民的“门”，主要的是农民的心。随着那“敲”的动作落到“门”上，就出现了简陋的院落和破烂的屋子，也出现了神色慌张的农民。凭着多年的经验，农民从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中已经完全明白敲门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干什么，于是赶忙来开门。
接下去，自然是“里正”同农民一起入门、进屋，农民低三下四地请“里正”就座、喝水……这一切，都没有写，但都在意料之中。没有写而产生了写的效果，这就叫不写之写。在这里，不写之写还远不止此，看看下文就会明白。“手持文书杂嗔喜”一句告诉人们：“里正”进屋之后，也许先说了些题外话，但“图穷匕首现”，终于露出了催租的凶相。当他责问“你为什么还不交租”的时候，农民就说：“我已经交清了！”并且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里正”接过收据，始而发脾气，想说“这是假的”，然而看来看去，千真万确，只好转怒为喜，嬉皮笑脸地说：“交了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你这儿弄几杯酒，喝它个醉醺醺就回家罢了！”通过“杂嗔喜”的表情和“我亦来营醉归尔”的语气，把那个机诈善变、死皮赖脸、假公济私的狗腿子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催租吏一到农家，农民就得设宴款待。“里正”既然明说要尽醉方归，那么接下去，大约就该描写农民如何借鸡觅酒了。然而出入意外，作者却掉转笔锋，写了这么四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钱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极言爱惜。小小的钱罐里好容易积攒了几百钱，平时舍不得用，如今逼不得已，只好敲破罐子一股脑儿送给“里正”，还委婉地赔情道歉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喝一顿酒，您为公事把鞋都跑烂了，姑且拿去贴补草鞋钱吧！”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下面当然还有些情节，却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这也算是不写之写。
“里正”要求酒席款待，农民却只顾打破悭囊献上草鞋钱，分明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不怕碰钉子、触霉头。因为“里正”口头要酒，心里要钱，农民懂得他内心深处的潜台词。何况，他口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矛盾：有了钱，不就可以买酒吃吗？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跨越“里正”的潜台词以及农民对那潜台词的心照不宣，便去写送钱。“扑破”一句，实际上用了杜诗“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典故。扑破“悭囊”，不多不少“正有三百钱”，说明农民针对“里正”“醉归”的要求，正是送酒钱，却又不直说送的是酒钱，而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其用笔之灵妙，口角之生动，也值得玩味。
这首诗的纪事，就不是寸步不遗，而是大幅度的跳跃，同时又“气象联络”。八句诗四韵：“催”、“来”押平声韵，“喜”、“尔”押上声韵，“拳”、“钱”押平声韵，“醉”、“费”押去声韵。韵脚忽抑忽扬的急遽转换，也正好与内容上的跳跃相适应。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