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第一首诗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蟾宫阆苑。诗人首先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想”即像。“花”指牡丹花。读解这一句,是可以双解的,或者说,看见天边的云彩就想起杨贵妃的衣裳,看见娇嫩的牡丹花儿就不由得想起杨贵妃的容颜。诗人通过“云”与“衣裳”,“花”与“容”的相似性,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衣着的绚丽轻盈,容颜的娇嫩可人。也可以理解成衣裳像云彩一样轻盈,容颜像花儿一样美丽可人。无论那种解读,诗人都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联想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杨贵妃的富贵及其容颜之美。
接着写道:“春风拂槛露华浓。”“拂”即轻轻擦过。“槛”即花圃的围栏。“华”通“花” 意思是说,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春风”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写自然环境之美,春天的风和煦的,暖暖的;二是暗示杨贵妃受到皇帝的恩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一句表面描写了环境之美,其实暗示了杨贵妃春风得意状态。特别是诗人抓住了杨贵妃那似如花儿上沾满了露水一样泽润容颜来突出了内心的骄人之态。可以说,诗人在比喻中兼有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放大了杨贵妃的娇态与大红大紫(“华浓”)的美艳。
第三句写道:“若非群玉山头见。”“群玉”即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书中说,“群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以西王母居处来指代仙界,诗人借此暗寓杨贵妃美貌似天仙。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此天姿国色似如天仙的女人,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你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美人的。诗人把杨贵妃比作天仙。天仙美,本身就是朦胧之美,这样,给人留下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一句是在上面把杨贵妃的玉颜比作花儿而的过渡到写人的整体。此时的杨贵妃真有飘飘欲仙之美。
最后写道:“会向瑶台月下逢。”“会向”即应在。“瑶台”也是西王母的居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一定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相逢。这一句还是写杨贵妃是天仙。这一句与上一句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是“见”,一个是“逢”,都有相遇的意思。二者之前用“若非”与“会向”相连,即“若非……会向”即是“不是……就是”之意。也就是说,杨贵妃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相逢的神女。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第二首诗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含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进一层。“云雨巫山枉断肠”用楚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指出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根本及不到当前的花容人面。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须脂粉,便是天然绝色。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固有“环肥燕瘦”之语(杨贵妃名玉环)。后有人据此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吟哦,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讥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赤凤,讥杨妃之宫闱不检。但这种说法遭到很多学者反对。这些学者认为: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不是毫无文化修养的人。据原诗来看,有明显的抑古尊今之意。
第三首诗仙境古人返回到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