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五绝形式的咏物寓慨诗。前面两句,以对比出之:“惭君”写葵,“叹我”自谓,寓意相辅相成。作者为自己当时无力雪冤自保、终至被迫流放夜郎的艰险处境发出无可奈何的低吟。对葵叶的理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葵菜,一说是向日葵,两说都通。根据杜预注《左传》,以为葵指向日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诗由“卫足”联想到“白日”,当时受到杜注影响。向日葵的叶子始终护卫着它的根,李白由此产生惭愧的心理,从而叹息自己却移根走他乡为异客。
后面两句,则是表明作者的希望。李白期待着白日能够分一点光来照耀他,使他能够返回故乡守护故园。李白由“葵”联想到“日”,盼望朝廷赦免他,这与《上崔相百忧章》“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两句寓意正同。只是在《上崔相百忧章》里,作者在希望得到昭雪的同时,多少还表达了愿为朝廷效力的心意;而《流夜郎题葵叶》的最后两句,只是希望归隐故园,了此残生,情绪更加低沉了。不过后来他尽管遇赦了,一点点白日之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未能“还归守故园”。
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很突出。由葵叶之“卫足”反衬自己之“移根”,愧叹自己的“无能”自解冤狱。又借“白日”的“分照”,比喻“皇恩浩荡”,盼望朝廷宽宥,放自己回故园和亲人团聚。
此诗纯用寻常语,词意平易浅近,不像李白长篇歌行那样,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浅言淡语挥斥幽愤,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对朝廷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十分感人地传达出诗人南流夜郎途中的真实思想情绪。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山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山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山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山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山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山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山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山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山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山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山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此诗是写诗人欣赏壁画的过程与感受。全诗可分为两段。
首二句点题,写晚上秉烛观看壁画,壁画中画的是山水。第三句概括山水特征:水,洪波汹涌;山,高峻峥嵘。第四句写诗人对壁画的总体印象:就像处在仙境里隔海遥望赤城山一样。五六句说山水间没有雾气,景物清晰得就像山阴道上雪后初晴那样美。七八句说壁画中虽然流水回旋,可是听不到丝毫的湍流声,幽静得就像避乱之秦人处在桃花源一样令人安详。桃花源本来幽静,月下桃花源则更为安静。“窥花源”以上八句写观壁画。
最后六句写诗人观画后的感受。感受之一,心神清净。静极生动,反而觉得在壁画的层峦叠嶂中有秋猿哀鸣。感受之二,欢。因欢而放歌行吟,直至翌日清晨。感受之三,第二天清晨再观画,看到了海客扬帆,诗人于是产生了壮阔的胸怀: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人依照主观感受和想象所再造出来的,用以表现整个画面意境的艺术意象,是这样迷离,可是细加体味,其暗示性又是那样丰富,不仅不妨碍反而极大地吸引和调动读者,以其丰富的艺术联想去悉心感受它。虽嫌迷离,终觉美好。无怪乎诗人烛照此景而生仙游之想。不写具象写意象,不从实处描摹,而从虚处传神,画之所长,诗之所短,力避之,画之所短,诗之所长,力扬之,正是此诗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