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入夜写到天明开船，层次分明，景物描写亦精当生动，结尾用“觉汝贤”三字即写尽对王十二判官的无限留恋之情，寓意高远，含蓄隽永。
首联写石濑，写月色，写得是那样明秀。用“娟娟”二字，便把映照在山石间湍急水流上的月色的明净的美，全点染出来了。这明净的美，全都安详在宁静的氛围里。这一联与其说是写云安月色，无宁说是写对于云安的一点美好记忆。
颔联写夜雨江景。登舟时月色明丽，入夜却风雨骤起。风摇船动，船多参差，随波起伏，灯火上下游移，有如春灯点点，用一“乱”字，写尽风中灯火游移闪烁的神态。风后继之以雨，江声夹雨声，彻夜不绝。用一“悬”，写雨景，也写心境。雨本为洒落，为敲打，当然不会“悬”，“悬”是一种感觉。没完没了的雨，如悬空际。下面是滔滔江水，上面是不停的雨，一切似乎全都浸泡在水里，“悬”字最足以表现这样一种感觉情思。
颈联写清晨之所闻见。江上一夜的雨，清晨起来，两岸山峦，云雾弥漫。穿过云雾，传来了钟声；远处夔州石堂胜景隐没在烟雾里。写钟声而言“湿”。又是写感觉情思。船泊江中，寺在山上，钟声从寺中传来。穿过山上岸边的迷漾云雾，仿佛连声音也沾湿了。声而闻湿，是彻夜听雨的感觉与眼前迷漾烟雾中的钟声叠合的一种联想，是听觉向感觉的转移。
尾联写别情，也是全诗主旨所在。本拟登舟之后，再上，岸与王十二话别，因夜雨而未能如愿，只好把一种凄然别情，深藏心里，用一“觉”字，把深藏心中的对王十=的眷恋惜别表现了出来。“觉汝贤”三字。蕴含极丰，可作各种理解，或者半年云安养病。曾受到王十二的多方照顾；或者寂寞旅愁之中，曾得到王十二的亲切慰安；或者艰难之际，曾得到王十二的帮助；或者钦慕其人品，或者赏识其行事，等等，无限深情，尽在三字之中。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诗的前两句“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是写韩歆“昔日”与“今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韩侍御，即韩歆。公元758年（唐至德三载）被贬，由殿中侍御史来广德隐居，此时李白送韩歆去广德。昔日，韩歆是侍御，“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旨外出”，“衣以绣者，尊宠之也。”可以说是耀武扬威，富贵荣耀。然而，韩歆“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今日”李白“贳酒”来招待“昔日”的“侍御”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后两句“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写欢送韩歆的情景。韩歆被贬，要去广德隐居，人们送别得喝酒，酒要用钱来买，没钱的李白有时用五花马、紫绮裘、龙泉剑去换。然而此时，诗人又身无分文，好友来了，“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李白去赊酒，而且赊了大量的酒，“与君倾”。诗人一边赊酒，一边又去赊月。“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赊月自然要简单得多。“暂就东山赊月色”，这里的“月色”也赊下了，这里的“舞台”是东山，灯光、布景任尔用，诗中将“酒、月、歌”融合在“东山”的大背景下。当夜皓月当空，月光满地，诗人放声歌唱，人们尽兴欢歌，“酣歌一夜”，通宵达旦，这是为欢送一个人：“泉明”。泉明，即渊明，陶渊明。《野客丛书》载：“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谓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扬渊之称扬泉，非一字泉明也。”诗人有意此时把韩歆比作陶渊明。因陶曾在彭泽县为县令，辞官不做。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李白在这里将两人相比，主要是对韩歆的安慰，更是对他的颂扬。
这首诗在艺术上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睹物兴情”、“辞以情发”。李白将客观景象溶入自己的主观意象，并达到了形式上的同构与精神上的共鸣，体现了诗人与友人的那种淳朴、真挚的友情。诗句浑然天成，如行云流水。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