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这首诗前三联写望中所见,气象雄浑阔大而略带凄迷色调。尾联由写景转入抒情,表达遭贬后的政治失意之情。诗先对昆明湖的宽广与秀丽作一总介绍,然后从不同角度作全面的、立体的描绘。最终由雄奇而转入低沉,抒发自己压抑的胸怀。全诗辞句华瞻,意象生动,描写景色壮丽雄阔,抒写情怀委曲婉转,景丽而情深。
诗由“望海”之“望”字层层铺开。首联写昆明湖总的特点。湖水宽广壮阔,波涛翻滚,为南国诸湖之首。而湖水平静之时,清波荡漾,泛出金碧光彩,绚丽夺目,仿佛与那美妙的银河相通。一句是实写,直诉昆明湖形势;一句是虚写,虚实结合,相得益彰。下两联便选择各个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介绍。颔联承“雄”字而来。出句说湖平吞万里,似乎囊括了整个滇南。使人不由得想起杜甫写洞庭湖的名句“吴楚东南圻,乾坤日夜浮”及孟浩然写洞庭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来,三者有同等的胸襟笔力。对句说湖水深不可测,下有蛟龙宫阙。颈联则呼应首联所写的绚丽一面,不写湖,而用湖边的景色进行衬托。说那沿岸起伏的山峦,烟云迷漫,山上的树,高耸入云,雾气缭绕,一片迷蒙。两句写景,更加突出了昆明湖的浩瀚及秀美。
尾联转入抒情。如此雄浑奇丽的景色,自然令人豪气顿生,盼望能如张骞乘槎、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那样建立功勋、垂名青史。但这都是过去的理想,现在诗人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兴致一落千丈。作为一个犯人,只怕难逃埋骨异乡的厄运,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只好学渔翁垂钓湖边,打发岁月。在这里,诗调低沉消极,呈现出无可奈何的惆怅与悲哀。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