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清明时节为背景,用白描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表达了诗人生活的艰难和以读书为乐的情怀。
前二句开门见山,清明是春回大地、草木萌发的时节,到这一天,人们不论贫富,都要穿着春装,到郊外去赏花踏青。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观赏大好春光,舒散自己抑郁心情的日子里,我们的诗人却兀坐家中,既没有花酒助兴,也没有高朋作陪。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清明,诗人往日的孤寂心情不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了吗?因此,诗的第一句看似平常,实则含义颇深。接下去,诗人进一步扩大,加深这种沉重感。“兴味萧然”本已经勾画出作者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情了,更何况他又用“野僧”作比。我们知道,佛家主张“物我两忘,四大皆空”,作者身居人境自比“野僧”,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自生自灭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作者凄苦冷寂的心情也被表现得更为强烈了。。
后二句是现身说法,自诉人穷志不穷,表明寒士的清明佳节,第一件事就是刻苦用功,努力读书,主题思想是励志劝学,发愤读书。昨日诗人向邻家“乞新火”本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烧水煮饭等),而诗人在这里只说“分与读书灯”,这就使兴味得以转化,是一种寄托和享受,和先前感到的“萧然”迥然有别:他将痛苦与郁闷化为前进的动力。这盏伴随他苦读诗书的灯,仿佛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了眼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心胸豁然亮堂,情感得以净化,另有一番“兴味"在心头。这种“兴味”的内在涵义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成才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兴味。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形象才显得生动形象,才能在无花无酒的清晨,专心致志地在读书中度过清明佳节。
全篇语言朴实,议论明快,叙述简洁。全诗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寒士的困顿生活,给人凄凉、清苦之感,寥寥数语,质朴平实,于小处见大,自然揭露出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
这首仿乐府诗,写了两个天真活泼的牧童在共同放牧、追逐嬉戏中的喜悦和与牛相依相傍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牛的感情,同时在结尾也表现出作者对于苛税的不满之情。这首诗写景物细致入微,新颖逼真,崇尚写实,抒情含蓄蕴藉,韵味深长。
诗借牧童口吻展开。几个农家孩子同去放牛,他们边放牧边调笑,一边指认着各自的牛:角最弯的是你家的,尾巴没几根毛的是我家的……他们“短笛无腔信口吹”,摇着长鞭,在田头地角赶着牛儿找草吃。太阳落山了,别让牛群跑得太累,近处没有好草,别叫牛群吃不饱。该怎么放牧,这些孩子全知道。牛吃饱了,骑在牛背上唱歌;牛要反刍,就坐在牛身边歇一歇;晚上回到家,还要靠在牛身旁躺一躺。牧牛的孩子与牛有这么深厚的情谊,因为牛是农家宝,垦荒耕种要靠它,牵挽载重也靠它。农民都不感激牛、珍惜牛。农家孩子如此爱牛亲牛,高启非常理解,写来真实可信,情趣盎然。想来,诗人“少年习耕锄”的时候,也是曾有过一段牧牛爱牛的亲身体验的。
倘若诗只写到这里就结束,那内容就失诸单薄了。高启给它安排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末二句由牧牛之乐转为牧牛之忧,揭出农民最大的隐忧来,那就是“输租”。繁重的苛捐杂税,会逼得农民卖牛抵债。这个严峻的现实,甚至在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心里,也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最后两句诗,是画龙点睛之笔,足章明志,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这首诗有意不用典,不藻饰,以求得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前八句写牧牛之乐,是欲抑而先扬;后两句点出牧牛之忧,是先扬之后抑。抑扬对比,颇见匠心。诗人要表达对农家的同情和关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鞭挞,捉笔为诗,却不假论辩,而用牧童爱牛亲牛的形象画面来道出,显得不空洞,不枯燥,不说教,小中见大,真切感人,在平实中兼见艺术构思的新颖。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