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歌借南朝陈后主骄奢淫逸、不理朝政的史实讽喻晚唐的统治者,体现了李商隐的政治远见。
首联“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总写陈后宫的外观:华美的茂苑城如画般豪奢,阊门闪耀着釉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釉彩如水般恍惚迷离。此联主要用意在于描写当初陈后宫的富丽堂皇,从侧面来暗示陈后主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如画”是实景的特点,也与最后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颔联“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景物由总体到局部,由长镜头到特写镜头,对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靠着水光殿的一旁又建起了供贵族们游赏玩乐的月华楼,俨然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繁华热闹的景象。“还依”“更起”有承上更进一步的意思,充分表现了封建贵族们无穷的享乐主义,表明这些统治者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也就必然导致亡国亡身。
颈联“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考虑对仗平仄,使用了倒装的句式,正常语序是:侵夜开鸾镜,迎冬献雉裘。这两句从外部宫殿的高大华美精致写到日常生活的两个典型场景,由外到内,由建筑到生活,可以说更深入一步,目的是讽刺陈后主骄奢浪费,不知勤俭。这两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不论昼夜冬夏,一味淫乐奢靡,讽刺了陈后主的奢侈生活。这两句以点带面,揭示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享乐,批判力度更进一层。
尾联“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臣“半醉”而君“无愁”的享乐图景,抒发对醉生梦死的腐朽上层统治集团的愤慨。此句中的“醉”在这里一字双关,除了指众臣因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亦指群臣精神麻木,不明国政。看到这幅情景,贵为天子的皇帝竟然无动于衷,无忧无虑,可见他从不把国事当作一回事。作者借此讽刺陈后主荒淫昏庸,不可救药。
这首诗描写了封建统治者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昼夜玩乐的情景。全诗以全景式的华丽建筑开篇,以君臣醉卧的场景煞尾,大开小合,由外到内,描写逐步进入到统治者腐糜生活的核心,如同层层剥笋,将赤裸裸的奢侈骄纵、不务国政的乱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思布局堪称精妙。这是典型的铺陈手法,意在极写豪奢。作者之所以旧事重提,当然是别有用意的。李商隐生活时代的晚唐统治者,也一直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生活极度奢华,导致朝政混乱,这番情景与当年殊无二致,与所有朝代堕落的统治者殊无二致,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作者借古讽今,表达了深沉的感慨,透露出作者的清醒和对少年袭位的当朝执政者的深深忧虑,同时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
这首诗所要着重表现的是诗人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诗的前四句借艰苦的塞外行役生活写自己的愁绪。诗的首句点明诗人所置身的地点是银山碛口。这个地点最突出的特征是风似箭。次句点明诗人行路的时间是一个边塞的月夜。这两句勾划出边地特异的景物: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月色皎洁。这是一个很能触动作者的行役之叹、故乡之思的环境,“愁”,首先由此而来,“愁泪”,首先因此而落。“双双”,可见“愁泪”的不可遏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狂风又卷着沙尘扑到诗人脸上。“飒飒胡沙迸人面”这句表面看似写“沙”,而实际是承第一句写“风”。“迸”,是个极有力的字眼,它反映着沙的力度,而实际上反映着风的力度,使“风似箭”更为具体化。“飒飒”,写出了夜风的凛冽,衬托着夜色的肃杀,也烘托了诗人的愁绪。由“风”写到“月”,写到“泪”,而又写到风,这种回环的写法,把边地易变的天气,狂暴的烈风表现得十分突出。艰苦的戎马生活场景从而展现出来。
诗的后两句格调为之一转。面对如此艰难环境,诗人没有畏怯,他是以英雄男儿自命的。“终日守笔砚”固然可以免受风沙折磨之苦,但那不符合诗人的理想和豪情。“丈夫三十未富贵”中有自愧和自叹,是上文“愁泪”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则是自励和自勉,从而引出末句的豪言壮语:“安能终日守笔砚”,用一句反问作结,十分省力,表现出立功异域,封侯万里的强烈愿望。不难看出,诗人虽然经历了长途艰苦跋涉,但仍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全诗前四句写异地风物和诗人愁绪,全从外部形象着手,而后两句则直抒内心,笔法先抑后扬,以慷溉激昂情调结束全诗。全诗风格俊爽豪迈,粗笔挥洒,语言朴素自然,似脱口而出。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