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常常有意识地以画景入诗。他曾说，“景状入诗兼入画”（《冬日》）、“入意云山输画匠”（《格卑》）。诗人善于让手中的诗笔变为画笔，在诗中展现画意，让生动的形象打动读者的心灵。
前两句为一幅画，着意表现平远的画面，诗人连用了两个“万里”，来描写清江的开阔绵长和天空的广阔无边，又连用了两个“一村”，来表现平野的广阔和村落的连续不断。诗中点到的景物不多，只有“江”、“天”、“村”、“桑柘”和“烟”，但它们却恰到好处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映带，构成一幅清新明朗的画面。又犹如一幅长卷，把万里清江及其两岸的景色都一一再现在读者面前。这当中，也巧妙地嵌入一叶渔舟在江中移动的情景，显得轻松自然，悠然神远。还有“万里”、“一村”的有意重复出现，不仅使诗句读起来流利畅达，在声情上也造成轻轻的跳跃感，宛如小舟在水中轻轻飘扬，顺流而下，与诗情画意十分合拍。
至于后两句中的另一幅画，作者则重点在描写山川寂寥，点出的景物更疏少，只有渔翁、小舟和大雪，这和雪后四望皎然、茫茫一片的景色是完全吻合的。作者用最精炼的语言，用最节省的笔墨，把诗情画意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可谓为山水传神写照。
更加耐人玩味的是，作者也在为自己的心情写照。这两幅画的前后组合，在短暂的时间联系和强烈的对比中，流露出了诗人的内在情绪。从最末一句“过午”二字看来，这首诗在时间上只写了半天，上午还是清江万里，风光明丽，而中午却降下一天纷纷扬扬的大雪来，风云变幻如此之快，真有些出人意外。这不单单是指自然风云。联系作者生活的晚唐和五代初期的情况看，那正是沧海桑田，朝野混乱之际，形势瞬息万变，这当中包含着作者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深沉感叹。关于对这剧烈变化的政治风云作者的态度，作者又巧妙地从渔翁形象中作了暗示。渔翁是旷达的，他喝醉了酒睡着，也没有人唤醒他，安闲自在，无忧无虑。直至寒气逼得冻醒了，他看着满船积雪，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诗中流露的情绪虽然令人惊讶，但主要仍是平静、安详，处之泰然，这是十分超脱的态度。
作者写此诗而以《醉著》为题，也暗中透露了这个消息。当然，其中也多少流露出一些迷惘和孤独感，甚至有“一切皆空”的意味，似乎暗示着作者处境的艰难和心情的悲凉，这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自然之理。从两幅画的联系和对比中，可以启人遐思，发人深省。
这首诗纯用白描，语言平易，但却景物鲜明，画意很浓。文字虽然很短，却高度凝炼，寓意深长，真叫人含咀不尽。
在秋雨初晴的时候，诗人送其从弟至天台问道。“蛩鸣”承“霁色新”，见出雨后之情形，“同离寺”则接次句而来。三、四句承上启下，一写送，一写别，由此过渡到“独行”二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为历来传诵的名句。上句写出堂弟孤寂地行走于潭边，清澈的潭水映出他孤独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写堂弟沿途的疲惫，致使他不断地靠在树边休息，这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悲苦。诗句对偶工巧，造语自然奇特，意境幽冷奇峭。这两句，是贾岛生平得意之语，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表面上看，这两句承上离别而来，写自己的孤独。由于从弟离去，在潭边行走，只有水底影子相随；几次歇息下来，也只有树木相伴，而从深层次来看，此联又体观了对佛禅的领悟。独行潭边，潭上之人与潭底之影，是一是二，非一非二，亦一亦二，不免使人想到洞山良价看到潭底之影而豁然开悟的事迹。而在树旁歇息，不过是色身而已。那么，离别之事不须看得太重。但禅家讲纳于境而不滞于境，到底未能泯灭心中的感情，所以最后说：“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尘世的厌恶和对佛门清静的向往，以及他对堂弟的留恋之情。首联写明送别地点、对象及景色，颔联写送别情景，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写离别，写气氛，烘托情感。颈联突出写别后诗人孤寂的外部形象和清冷的内在感受，是贾诗本色。尾联写别后相思意。诗层次清晰，写出送别全过程，语言质朴自然，抒情达意深挚浓郁，确可称为“平淡”。“独行”二句虽不一定“三年得”，但刻划人物心理状态却极为真切。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