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先写道观外貌；颔联诗人想象水精帘内睡美人的姿态；颈联写诗人欲飞上天去，向天帝倾诉自己对睡美人的情感；尾联幻想可以变成一只粉蛾，帖死在屏风上欣赏睡梦中的美人。这首诗由物及人，写景又由外及内，采用烘托、比喻、白描、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来再现无望的情感，笔致曲幽，意蕴丰美。
“镀镊故锦縻轻拖，玉篦不动便门锁”描写女子居所的大门的景象，刻画幽居的特色，以此来衬托女子的心理状态和诗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景象华美冷寂，暗示出女子的身份和生活状态。她一定是位幽居的贵家女子，过着孤寂冷清、与世隔绝的生活。“拖”字貌似悠闲之笔，实际上是通过细节描写女子生活的孤冷；“不动”，烘托出环境的寂静清冷。这两句作用着笔全在于外观，用意全在于大门之内。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鬟鬏”承上句外观，由外而内，将镜头推到卧室。诗人并不直接回答水晶门帘之内正在做美梦的是何种女子，而是宕开一笔，将目光投向盛开的芍药花。在艳阳高照之下，美丽的芍药红光荡漾。诗人不说女子是谁，却借芍药之美，比喻正在眠梦之人的姿容风韵。这盛开的芍药与睡梦中的美女子有着天然的相似点，尤其是那种艳而不妖、美而不娇的姿容，形象生动传神。盛开的芍药还可以正面衬托女子之美，烘托环境的安静。这两句虽然都是实写，暗里却是虚实相生，别出一种韵致；虽是疑问，实为设问，突出美人的风韵。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紧承对芍药的描写，转写抒情主人公的追求与阻隔。“飞香”承上“栏药”。在诗人的幻觉中，那流光溢彩的红芍药似乎摇漾飘散出缕缕芳香，冉冉升天；自己的一腔春思也追随着“飞香”，想上天去一诉衷曲。然而云梯十二，天门九重，既高不可攀，更深不可入。这两句全用幻设之笔渲染追求之殷与阻隔之严。由此又引出了最后两句。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接五、六句无望之申告。这两句是在申诉天帝无望的情况下突发奇想，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相恋之苦，哪知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之后却让人感觉更加无望。充最后两句采用了诗人比较擅长的实虚结合手法来写苦情，比直接表达更有力量。
全篇所写的内容，不过一贵家女子日高尚娇卧未起，而水精帘外的男子，则徒怀想望之情而不能亲近。诗人人不取写实之法具体铺叙情节场景，描绘姿容情态，而是用象征暗示手法，着意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强烈意绪。开头两句写女子所居的封锁幽闭环境，即已暗透难以亲近的意绪。三、四句于“水精眠梦是何人”的设问之后宕开写景，更使“栏药日高红髲𩭝”的景象成为水精眠梦之人的绝妙象征。它既能引发读者的美好想象，又避免了直接刻画描绘极易产生的靡艳，而抒情主人公强烈的想望之情，也因此流光溢彩的栏药而得到更含蓄而充分的表达。“飞香”二句，强烈的想望又进一步发展为执着的追求。“飞香上云春诉天”的想象也极富美感。结尾用“粉蛾帖死屏风上”来象征绝望的相思，并不给人以阴冷之感，而是显示出一种炽热痴顽的感情的力度。这首诗词采华艳、想象奇幻，但没有李贺诗中那种艳中显冷的色调，感情是热烈而执着的。
刘熙载《艺概·诗概》独推李商隐诗“深情绵邈”，这首悼念所爱者的小诗便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佳作。
此诗前二句写荷叶的“生”与“枯”，暗示人生的变化；后二句感叹尽管自己此身尚存此情长在，无奈逝者已矣，格调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新境。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诗一开头就用缓慢沉重的语气喃喃诉说起作者内心的憾恨。上、下句七字中有四字重复，类似的字句重用令人想起其七绝名篇《夜雨寄北》中关于“巴山夜雨”的吟咏，读来自有回环往复、似直而纡的情韵。这两句赋中寓比，把无情的曲江荷叶化为有情之物，仿佛荷叶的春生、秋枯都与诗人的哀思有关。句中春生、秋枯，恨生、恨成映衬对比，更丰富了诗的内涵。这样，诗的前半从语气、字句、修辞、写法诸方面无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悼亡的沉痛感情。
类似情事在义山的悼亡诗中颇有可印证者，取以参读有助于对此诗内容旨意的理解。《房中曲》云：“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大中三年（849）春，王氏已患病。时义山因府主郑亚被贬，罢桂管幕职落魄返京。夫妻久别重逢，无语凝噎。了解义山长年飘泊，依人作游的经历，自会对其诗中“春恨生”的含意有较具体切实的理解。第二年，诗人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奔波千里，到徐州卢弘止幕府。《房中曲》又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大中五年（851）春，义山徐幕罢归，补太学博士，在京与爱妻一起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光阴。不幸王氏于秋天病殁。“柿叶翻时独悼亡”、“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这些悼亡诗名句，正可说明其“秋恨成”所指为何。“人世死前惟有别”，义山伉俪情深，却为着仕途生计夫妻常常在分离中，王氏遽尔病逝，这给诗人留下多大的憾恨。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比较确切地把握其中叙事抒情的内容。
“深知身在情长在”一句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诗境。如此一往情深的悼亡语，正如其作于东川的《属疾》诗所云：“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他也只不过暂存人世，最为伤心的是常常触绪成悲，哀思难禁。不过，这一句显得更为沉痛哀绝，唯《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情之语可以仿佛。诗情亦由此臻于极至的境界。
前三句是至情语，结句则新境再展，转用婉曲语作收。又值幕秋之时，衰病垂幕的李商隐独游曲江，闻声起哀，触景伤情。“怅望江头江水声”，他似乎在怅望水声，而不是在听水声。表面的视、听错乱，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怅恨茫然。通感所谓声入心通，这里正说明其听觉、视觉、感觉的交融沟通。诗人所视、所听并不真切，唯是思潮翻腾，哀痛难忍。曲江流水引起他前尘如梦的回忆，往事难追的怅恨，逝者如斯的叹息。诗戛然而止，却如曲江流水有悠悠不尽之势。
本诗文字上的重复使诗歌具有一种民间歌谣的格调，和回环反复的音调之美。诗以荷叶的生与枯象征情感和人生的变化，诉说自己直到死亡才会消失的爱。结尾以景结束，以静静流逝的江水象征已经逝去的往事。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开头他就说不到此地已是很久了，说明他很久以前曾到过钱溪。关于他到钱溪的时间，江西宜丰陶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条：“乙巳三月，公使都，经钱溪，复邦族……”说明他以前曾来钱溪，与这里的陶氏宗族有过应酬的事。不过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与此诗关系不大，反正他过去来过此地就是了。关键是，旧地重游，他却说出“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样的句子。这见出他多么喜爱这个地方，似乎看不够；当他将眼前所见与往日的印象进行对照时，又会感到多么亲切。因为前年岁暮桓玄篡位，去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世间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而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却“事事悉如昔”。话说得很平淡，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已经寄寓其中了。“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这是他看山川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写得清新、细致。“微雨”、“清飙”，透出春天美好的气息，高林经微雨一洗润，会越发青绿可爱，空中鸟的翅膀在清风的举托下，会盘旋得更加自如。这两句历来被看作是陶诗中触景生情，寓情于景，而达到情景交融境地的写景佳句。潘德舆说它“体物之妙，畴非化工兼画工都”？因此，诸如“从胸中自然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直写胸中天”等赞语也相次而出，不言陶诗有雕琢事。其实，“有时析之以炼字炼章，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用这观点来赏析这两句诗，倒是非常恰切的。陶诗有许多写雨写风写园林写飞鸟的句子，但在陶渊明的笔下，无不赋有“为仁”的思想，因而在美的想象中便出现一个天机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这些自然景色同当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能对现实社会起到批判作用。可以这样说：陶诗中这些兴象，是诗人艺术的化身，在一些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描绘中，仿佛隐隐约约有一个陶渊明在，这两句也是如此。陶渊明是暮春三月经过钱溪的，这里的微雨，即“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微雨”；也即后来杜甫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这种雨能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故句中的“洗”，不仅含有“洗净”的内含，而且兼有“润物细无声”，“夜雨瞒人去润花”的“润”的内含。这个“洗”字用得非常精当，实即后来诗评家所谓的“诗眼”。飙，一般解作暴风。在陶渊明的笔下的“飙”，却没有凶猛的气势，而有和畅的内涵，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的“回飙”就是，“清飙”与此同义。矫，也不宜解作“勇猛”，而
有舒展自如的意思，如“矫若游龙”，并不取勇猛义。“云翮”，这里虽指飞鸟，但实有影射自己的意思。如《杂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即同此意。故这句的意思是：“空中的鸟儿，也将因受到清爽的春风的鼓翼，而飞翔得更为舒展。”作者抓住在眼前呈现的天机和畅的自然景色，尤其把风、雨、林、鸟组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表现，就更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境界，故此两句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方面讲，都是不容忽视的两句。历来对“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两句有不同的解释和体会。有的把“品物”解作“景物”，“义风”解作“适宜的风”，认为这两句是说：“想到这些依然存在，和风没有同他们相隔”。有的把“品物”作“人品事物”讲；“义风”，解作“正义风尚”，认为两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有的则认为“品物”，同于《易经·乾卦》中所说的“品物流形”。“品，众庶也”，见《说文·品部》。《说文解字注笺》补充说：“庶物谓之品物，引申之义也”。关于“流形”，与文天祥《正气歌》“杂然赋流形”同义。所以“品物”，有现在所谓的“生物”的含义。关于“义风”，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因为“义者，事之宜也”，既可用于自然方面，也可用于社会方面。作者对风常赋予一种化育的内涵，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春风化雨”；比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等。陶渊明喜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的个体；上面说的是“品物”，便是选用了“义风”这个词，这样就“民胞物与”了。可见他在选用词语方面是精雕细琢的。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深情地看到这个地方仍然保存着一种天风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语意浑含，耐人寻味。儒家以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联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陶渊明是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人，当然是一位具有仁者襟怀的人，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上面的“品物”“义风”，正是这种爱意的表现。陶渊明是把自己纳入“品物”的范畴的，似乎自己已感到一种和乐相处的乐趣，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因而他退仕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样，便引出了后面言志的八句，显示题旨。
后面八句大致的意思是，眼前虽然被迫行役，但归田适志的襟怀不变，要像霜后的柏树一样，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这里他自我责备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尘仆仆奔走在道路上？这种自责是由钱溪这里江山之美、居人之乐引起的，转得虽陡，其实自然。“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一形”，指个人的形体，“有制”，受到牵制、约束。这里是说自己奔走道路是由于职任的制约。中间又用个“似”字。这不定之词表示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官职，扔掉它并不困难。“素襟”，平素的怀抱，即归隐田园，他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下面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离析”，离开。陶渊明此次出仕时间很短，这里说“久”，日日梦想，见出他确实“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两句是说：我一定要回到田园中去，这决心就像不怕冰霜的柏树那样坚定不移。这里暗用了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这个誓愿是发得很重的。《饮酒》其十九有“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这两句意思相似。下半这八句，头两句自责，后六句两句一层，反复表明自己的归耕之志，一层深似一层，而且用“似有”、“不可”、“安得”、“终怀”、“谅哉”这些词语进行呼应，把他的心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这首诗在构思上颇具特色。第一，它能显示作者的思想依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深度。他阻风于规林时，只是想到家乡美好的园林而不想从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夜行涂口时，只是想到一向爱好诗书，而园林中又没有世俗之情才不想从政（“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经曲阿时，是看厌了异乡景象而不想从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但在经钱溪时，却是看到钱溪品物美好而不想从政。这是作者采用“移就”的修辞手法把故乡的美移到钱溪来，并从根本思想写，集中笔墨写，就为退出仕途的决心增添了砝码。第二，诗的前半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手法表示自己内心的意念，语言精到，形象深刻；后半则言明题旨所在，故它能在托物言志上做到章法均衡，过渡自然，显示了古典诗的整齐和谐美。第三，诗歌常讲求艺术容量，既用精炼的语言雕绘形象，又能于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思理，而这首诗就是这样的诗。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