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
这五首诗歌颂了山民们劳动的快乐和山乡民风的淳朴,语言和情调都酷似山歌。第一首诗可称作歌头,以呼唤努力劳动、实现美好愿望起兴。第二首诗写山民们杀鸡设宴,盛情邀集。第三首诗写山民们乘着酒兴自由快乐地劳动。第四首诗写山民们自发地互相合作。第五首诗可称作歌尾,表明诗人作诗是有感于这种劳动,是为山民们助兴的。整组诗语言朴素浅近,清新流畅。
五首诗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描绘了齐力垦畬的情景,表达了山民纯朴的愿望。山民们登上高山,伐树斩草,烧灰种地,互相劝勉,齐力向前,烟云火影笼罩山头,悠扬田歌回荡山间,组合成一幅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劳动图景,充满自信的语调中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
第二首叙写了一家畬田而四邻相助的淳美风习。
第三首抒发了劳动的欢乐和对自食其力生活的自得之情,表现的是诗人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推崇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第四首抒写了在团结互助、勤奋劳作中产生的自豪感。其中,前二句,以轻快的笔调描述了畬田中协力互耕、依次而进的特点,表现了山民的勤奋和愉快心情,朴素的诗句,道出一个深刻的哲理:团结互助,共同劳动,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
第五首描述了畬田时乐歌相和的欢乐景象,总结全篇。其中,第一句真切地刻画了劳动场景的欢快热烈。
整组诗仿效当地民歌格调写成的,极富民歌情味。朴素浅近的语言,悠扬欢畅的节律以及对风土习俗的生动描绘,交织成一幅诗意盎然的风情画,呈现出浓郁的民俗美。同时,诗人不是站在观赏者的角度作客观描述,而是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化为畬田劳动者的心声,用他们的口吻唱出,使整组诗更显得活泼自然,真切感人。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他自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就能参透俗世,看透俗事,不会像潘岳那样多愁善感了,但是遇到“晚雨秋阴”的景象,依然难平心绪。
开篇两句,写傍晚秋阴、酒醉乍醒,客观条件(季节气候不佳、身体状况不佳)和主观条件(感时)都令诗人心情不能平静,从而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三四两句,写秋日风景,“黄花”“红杳”本是秋天里最具生命力的物象了,然而在诗人眼中,单一的黄花却远远构不成绚丽的色彩,而红色的杳子在风雨之中飒飒作响,如沙场鼓声,徒增秋日的肃杀之气。“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与“自从双鬃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两句中表现了诗人“心绪难平”。不妨回顾一下当时李煜为了超脱于皇位之争而筑室钟山读书,即位之后在北方的威压之下还是不改诗书歌舞之乐,即可了解其“背世”“厌俗态”的高雅之意;而对于丧子、亡妻痛苦的诗词咏叹,都是发生在面对北方军事威胁的背景之下,则读者于此又不难领会其“多情”背后的软弱无助当多愁善感的词人被推上君王的位置,在弱肉强食的乱世求生存的时候,大约应该都是李煜这种悲秋的样子:满怀恐惧,满怀凄惶直至在两鬓斑白中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