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头两句写自己除夜孤单,有客来陪,自感十分快慰。中间四句回忆自己半生穷生,未老已衰。结尾两句与开首呼应,由于主客潦倒略同,同病相怜,于是一人吟诗,一人踏歌起舞。诗中体现了诗人不幸的遭遇和生苦的心境,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诗作格律严整,对仗精彩,被清朝文人纪昀评价为:“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诗中第五、六句“发短生催白,颜衰酒借红”,被誉为名联。
“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是说明亮的油灯前,客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喝酒猜拳。这些客人们大都已得到了一官半职,生活有了着落,所以他们是那样无忧无虑。而诗人这一年又过去了,依然像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无所依托。除夕之夜,本应合家团聚,可妻子儿女却在远方,难以相见;一年终了,诗人托身何处仍无结果,心中感到抑郁不平。
“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这一年,诗人已三十四岁。古人说:“三十而立。”而诗人的半辈子却在忧患中度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虽有抱负,却无法实现,只好在梦中寻求理想,寻求安慰。可梦境和现实截然相反。“有”,是指梦境,“无”,是指现实。梦中,抱负有地方施展,理想有可能实现,还有欢笑、有团圆、有衣食、有房舍……应有尽有;而现实中却一无所有。
“发短生催白,颜衰酒借红。”是说严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诗人美好的梦幻。眼见光阴流逝,生白了头。这里说“发短生催白”,他的头上不一定真有白发;说“颜衰酒借红”,他的颜面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衰老。诗人这年才刚刚三十出头,在作于同年的《次韵答邢居实》中,诗人也说:“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王直方以为“元祐(指1086-1094)中多用老成”,所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皆有“白发”句(《王直方诗话》)。诗人此写生催白发,酒助红颜,无非是表示生之深、心之苦罢了。杜甫、白居易、苏轼、郑谷等人都曾写过类似的诗句,但诗人此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仗更工整,且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窘况,带上了他个人特有的主观色彩。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生不能胜,苦不堪言,满腹牢骚,无人诉说。座中只有当时也是“布衣”的秦少章与诗人遭遇处境略同,可以作为他的知音了。所以在发泄了一肚子的不平之气后,诗人和秦少章一起唱和,两个“潦倒略相同”的人,用歌声来排遣满腹生绪。这一晚是除夕之夜,他们只希望来年再努力了。全诗针对题目收住,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中透露出一丝亮光,却正衬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心情。
诗中体现了诗人不幸的遭遇和生苦的心境,也体现了诗人那种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诗人并非仅仅哀叹时光的流逝,他做梦也希望能一展平生抱负,他为理想不能实现而郁郁不乐,而愤愤不平。此诗正是他的一曲高唱,情词奔骤、意气挥霍。
此词写暮春闲愁。上阕写郊外暮春景色,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的淋漓尽致,下阕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作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时光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含蓄的魅力。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这三句描绘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遍”“见”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郊”“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形之感。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所写的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致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颓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郊行所见。
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朱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着“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嘉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
“炉香静逐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逐”“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整个室内的寂静。“逐”上着一“静”字,境界顿出。
结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明“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遂生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贺铸《薄幸》词“人间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也正是此意。
初读起来,结尾两句似乎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突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的共处着。当深院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滋长。结尾两句就是后一种情绪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所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轻愁,并没有否定前者。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