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缪钺先生曾论唐宋诗之别道：“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论宋诗》）不仅风格如此，就审美取向来看，也很有区别。例如，唐人笔下，多写牡丹，而宋人笔下，则多写梅花。宋人喜爱梅花的程度，正如南宋人赵师秀所形容的：“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要想欣赏晏诗，首先得看一下宋代最富盛名的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晏诗对林诗既有继承又有翻案。晏诗里的这株古梅，长在寺院之中，斜欹门槛屋檐。吹香、照影，就是林诗的暗香、疏影，但梅香只许仙人欣赏，梅影只许高士游观，而不容游蜂野蝶相顾，这就明显和“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不同了。如果说，林诗中的梅像一个寒士的话，那么，晏诗中的梅就像一个高僧。你看，时与高贤名士相过从，月涧照影，苔色映姿，确实使人生出关于禅房的联想。所以，最后用神秀和惠能的偈语赞道：“本性由来不染埃”，就是明确点出这一点。这就比只用僧人的清瘦与梅花相联系（如徐集孙《竹所吟稿·杜北山同石峰僧来访》：“梅花同伴瘦，一瘦有谁过？”）似乎进了一步。以梅花喻修持的作品还有不少，如虚舟普度禅师的《墨梅》：“常忆西湖处士家，疏枝冷蕊自横斜。精明一片当时事，只欠清香不欠花。”以画梅作喻，花之易画而香之难形，亦正如所谓道，凡能言语叙说的，终落下乘。
该诗首句“亚槛倾檐一古梅”，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古梅的高大道劲。古老苍劲的梅枝，高大粗壮。枝头梅花盛开，枝条旁逸斜出，斜掩着栏杆和屋檐。“几番有意唤春回”，赞颂了梅的品格高洁。他是先行者，报春而不争春。在彻骨的清寒中，梅花傲然绽放，为的是唤得春回人间。这也是诗人人格的写照，他几番想“北定中原”，“收拾旧山河”，像梅花一样，唤回大宋朝社稷的春天。但诗人空有一番抱负而不能实现，只能远离京师，独善其身，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
颔联“吹香自许仙人下，照影还容高士来。”“仙人”和“高士”品格自高，不合流俗。“吹香”描写其袭人的清香；“照影”描写其清雅的芳姿。这清香与芳姿只允许仙人和高士欣赏和品鉴，俗人没有资格观赏也理解不了梅花的精神意趣。诗人既可以来此观赏，说明能与梅花志趣相投，品格相通。梅如人品，人如梅品，相互欣赏而心志契合。人之精神与梅之精神相往来，相悦相赏。
“月射寒光侵涧户，风摇悴色锁阶苔”以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的品格。月光皎洁，清辉如霜。在这月光下，梅摇影动，洒布阶苔。梅花精神的高洁与月光的皎洁在诗人心底交相辉映，晶莹洁净，纤尘不染。诗人借月光把梅的精神具体化了，使之如置眉睫之前。
“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由来不染埃。”这两句直接赞颂梅花品格的高洁。“游蜂野蝶”喻指世俗中人，品格庸俗之人。花香花美自然蜂围蝶转，好像世人趋于势利。梅花则不然，它超尘拔俗，拒绝蜂蝶相扰，因为它“本性由来不染埃”。诗人于古梅树下，物我俱泯，尘虑顿消，置身朝廷时的烦恼此时也渐渐淡化、消失，心情得到暂时的解脱。
这里的“本性由来不染埃”和六祖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意思不同。诗人所谓的“不染埃”指的是志趣高洁，不与趋炎附势的人同流合污。惠能的“无一物”指的是不思善，不思恶，一念不起，即使是“空”念也不要起。志趣高洁体现着诗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诗中处处体现着诗人不合流俗的志趣。但是，第三联所描绘的景色却是纤尘不染的禅境。在斑驳的梅影和皎洁的月光下，诗人忘怀得失，渐渐融人这一境界，这种禅境是佛家空境与诗人高洁品格交相辉映的禅境。
全诗正面勾勒古梅的形神，用仙人、高士、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花的高洁，尾联点题，直抒胸臆。义脉连贯，水到渠成。作者移情于物，以澄澈淡泊的胸怀观照高雅香洁的梅花，“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创造了淡雅空净的禅境美，恰似诗人孤傲高洁的内心。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