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
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词一开始“东风”二句，为春睡渲染气氛，写东风吹拂柳条，春日渐长，雨后斜阳映照芳草，正是人困春睡时光。接着“杏花”两句，枝头的杏花零落入泥，燕子衔沾花的泥土筑巢，犹自散发着微微的香气。由景而人，美人面对花落春去之景，青春难再，自然无心斜妆，不得不陷于春困矣。这两句与李清照“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句颇有相似之处，但写得更为隽永。
词的下片写女子枕畔难眠所见到的景象。“宝篆”二句写她长时间失眠，直到篆香销尽，不眠的原因，是因所思念的人在潇湘所致。词的歇拍“夜寒”二句，具体描写夜深寒气袭人，女子无法再进入甜蜜的梦乡，只有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春天是使人热情奔放的季节，春夜更是最让痴情男女激动的时光。苏轼的《春宵》诗写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宇夜沉沉。”如此黄金时刻，正值韶华的女子却只能独守空房，当然免不了辗转不寐；而一夜间堆积的困倦，只能挪到白天来补足，昼眠是迫不得已的。
这首词最精致的就是前三句的景色描写，很多评论者都给予极高评价，沈际飞、王国维都认为秦观的句子脱胎于温庭筠、曾靓等人的词，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秦观这几句实际上是把前人诗词中的相似意境加以综合，从而营造出更为丰富的意境。温庭筠的“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写杏花落入泥土，使泥土也沾染了香气，而曾靓的“为怜流去落斜香，唧将归画梁”则写燕子不忍心落花委于泥土，特意将它们衔起来黏在自己的巢上。秦观的词综合了温、曾两人词中的意境，把落花堕泥、燕子衔泥两个层次的场景合并到一起，却又处理得天衣无缝，甚至比他所依据的蓝本更简洁、更有表现力。
全面分析作品的结构还可以看出，词的上下两阕各有侧重：上阕主要写景，下阕情景兼备；上阕写的是白天，主要写室外的春色，下阕则写夜晚，主要写室内的陈设；最后两句以描绘情感作结，点明词作的主旨，有画龙点睛的功效。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首词上下两个结句过于写实，有“气薄语纤”的毛病。其实也不然，如果没有最后的结句对情感的深沉描绘，则前面的写景将没有多少意义。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词作色彩绚丽，耀人眼目，却不免靡丽空薄之讥，就是因为他缺少真情的抒写。秦观之所以能超迈前人，也正是因为擅长抒写真情，天性多情、重情。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