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前两句一从视觉、一从嗅觉的角度来描写诗人居处的清幽境界。“竹”和“诗”,一为自然之物,一为社会之物,二者本无从比较,但诗人用一个“瘦”字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竹具有清瘦的形象,诗具有清瘦的风格。“瘦”字用得生新,为全诗定下了清瘦的意境氛围。而“入梦香”则将现实与梦境联系起来,梅花夜间在月光的朗照下也喷出清香,已不同凡响,而这香气还伴着诗人进入梦乡,则香气之浓郁、之悠长可以想见。将竹与梅这样的自然物象与诗与梦这样的人为之物炼在一句之中,这就构成了情在景中、景在情中,情景混融莫分的高妙意境。前两句字面上完全没有“月”,但透过竹影和梅香,我们可以感受到“月”自在其中。
在后两句中,诗人便将“月”和盘托出。可怜者,可爱也。当诗人信步庭院时,月光与竹影、梅香是那样的和谐;而回到西厢房时,这月光却不能“下西厢”,这多么地令人遗憾!诗中透露出一股月与人不能互通情愫的遗憾或幽怨的情绪。诗人遗憾或幽怨的是什么?也许是有情人天各一方,不能互通情怀;也许是君臣阻隔,上下无法沟通;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诗人置身此时此景之中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