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首词是作者和朋友王实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上片以韩世忠为例，提出在大敌当前时，应放宽尺度，重用人才；下片抚今追昔，指出国势垂危的情况下，不应幻想依靠天险，而应依靠能拯世扶倾的英雄。全词感情丰沛流畅，词句凝练有力，用典精妙自然，意气风发、朗朗上口。

　　“国脉微如缕”，一个“缕”字，让人想起飘忽不定、一触即断的游丝，想起“千钧一发”的危急。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国家的命脉，实在已经衰微不堪。于是发一声问：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将敌方首领擒缚！当时，蒙古贵族屡屡攻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但统治者却不思进取，嫉贤妒能。头三句的劈空而下，将形势的紧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尽情表达出来，纸上铮铮有声。

　　接着，作者抒发任人唯贤的议论。以“未必”二字起句，道出了作者的自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如不信，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年轻时有“泼韩五”的浑号，出身行伍，既没有名师传授，也未遇神仙指点，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成为抗金名将。有了这些名将贤相，“国脉微如缕”的惨状也就有扭转的可能了。

　　以下又连用西汉张良遇谷城公（即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和唐将李筌得骊山老母讲解《阴符经》而俱立大功的两个典故，来说明即使没有承授与凭借，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作者频频使用“问”、“未必”、“试看取”、“岂……也……”等词，既增加了感染力，而且一气呵成，逻辑严密，虎虎有生气。这种宏论高议，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更具一种动人的力量。刘词议论化、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下片，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棋柝联句”，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但这一宏愿都成了过去的梦了。登楼远望，揽镜自照，伤感一事无成，痛心国势日非，愁肠百转、感慨万千。一声长叹，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尽数迸发了出来。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下边两句，将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北风，暗指北来的蒙古兵，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敌方进攻用的冲梯，屡次狂舞于边城，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由此可见。金汤，指坚固的防御工事，张许指张巡、许远，安史之乱时，他们坚守睢阳，坚贞不屈。大敌当前，假如没有像张巡、许远这样的良将，即使有坚固的城池，也不能久守。“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则朔方之它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旧唐书·突厥传》载卢俌上唐中宗疏中语）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

　　作者以反问句式写出上面两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接着，作者大声疾呼：好汉们，不需再计较个人得失，不需发无聊之呻吟，赶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吧！这是对爱国志士的期望，也是和王实之共勉。这两句，句短气促，喷涌而出，极富鼓舞力量。

　　此词慷慨陈词，议论风发，笔力雄壮，又极尽抑扬顿挫之致；运用了大量典故，自然贴切，蕴义丰富。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散文化与形象性、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韩琦的诗平易中见深劲，比较讲究炼意，但与一般的西昆体作家相比，风格又比较朴素。这首诗从水阁入题写九日宴会的兴致。

　　第一句写池馆园林荒凉的感觉，写景较工，而以疏淡见长，且与第三句“秋容淡”相呼应。与全诗以意胜的特点很一致。第二句点出九日宴会之事，虽然池馆倾圮。台榭荒芜，却有嘉客来助成重阳雅集，环境虽然荒僻，人的兴致却很高，这一对比的意思一直贯穿到诗尾。

　　三、四两句正面写九日赏菊，是韩琦的名句，这两句借赞颂重阳时节，菊花虽晚开而尤为芬芳而寄意：晚节可贵，要注重晚节。两句含比兴之意，字面上是写菊花犹有晚香，言外之意则是表达自己有岁虽晚而节弥坚的品格。

　　五、六两句写眼前宴会之事，重九宴会饮酒是诗歌中的传统内容，蟹螫也是展现文士风流雅致情趣的传统意象，但此诗不仅仅是简单借用这两个传统的重九意象，还更多地写到了酒和蟹螯本身，这种写日常生活中文士生活趣味的作法带有自居易的特点。

　　诗的最后写自己年老虽不能豪饮。但诗兴仍豪，有翻案之意。这样写诗的意思不致衰竭，章法健举。

　　韩琦这首七律，可谓信手拈来，“咸得于自然”，浑然天成。也就是诗人直抒胸臆而作诗，而不是“出于经史”；整首诗歌体现的并不是在秋色里持续的的消沉，而是在一片肃杀的秋景之中强调一种高洁的人品，这正是这首诗歌能够被人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