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
《卫风·硕人》通篇用了铺陈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她的出身——她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她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击水的唰唰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傧女侣，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地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事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的扫描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微毕至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鲜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
此诗开启了后世博喻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联奎《诗品臆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荑”等等的比拟譬况，诗人尽管使出了混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荑”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地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地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性灵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旌。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青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梦。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句确是“一篇之警策”，“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释“倩”为“好口辅”，释“盼”为“动目也”。“口辅”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既陈刍狗，“柔荑”“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活活”“濊濊”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美的联想和想像。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
首联切合题目，写友人的形象和送别的地点。友人年事已高，满头如雪的白发，是一位皤然老叟。友人归去，取道水路，送行的地点是在浙江边，这两句各自构成一幅简单的画面，迎风飘拂的白发和烟水迷离的江面互相映衬，显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颔联作为首联的补充，点明送别的时节和情景，暮春时节，群芳凋零。花落花飞，红消香断，诗人本已感慨丛生，更何况在此落花时节，友人要千里归去。与友人就此握别，何日重逢，能否再见，均未可卜，此情此景，令人黯然神伤。只有这临别的一杯酒，也许能略壮行色，并可将恼人的离愁别绪冲淡些。对句即从眼前实景推开一层，虚写抒情，是劝慰朋友，也聊以自慰，不要为别离过分感伤，虽相隔千里。也可以共享皎洁的月光。语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意。一二两联多系实写，故颈联纯从虚处着笔，避免了文情的板滞。这一联以两个精整的对句，写友人、也是自己的抱负和志趣。诗人送别的友人是谁，这位友人的性格节操以及千里归去的缘由，一二联均阚而未提，但从作者送别的深情厚谊，隐然可见这位朋友的高尚人格。这两句便点明友人此行是归隐山林，因而可以推测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当在宋亡以后。上句以《庄子》中背负青天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来比友人放情江海作逍遥游。下句以山林麋鹿喻友人的疏野之性。两句既是赞友人，也是自喻。但是郑思肖系心家国，就在元兵已南下，南宋王朝濒临绝境之际，还以极大的义愤，叩阍上书太后、幼主（恭宗），激昂慷慨。所以他与友人此时的离世高蹈，决不是性喜山林，而是表现了决不向新朝俯首的气节。
尾联勒回，关合“送别”，在友人的归帆渐远渐隐之际，回眸凝望，只有烟雾萦绕的林木，昏黑幽暗，深不可测。“冥冥烟树深”，是写景，也暗示作者在易代之际心情的沉重和迷乱。这是诗中写景之句，富于象征性。它深化了诗的意境，余音不尽，具唱叹之致。
此词描绘着一位爱国词人的肖像上片起句以“发短”而起，不但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而且暗示了主人公不屈的性格。同时，词人以“髯长”反衬了“发短”，并借此描绘了汉族男子传统的壮美风度和潇洒气概。“眉有棱”表面是在写眉毛，实则通过棱棱眉毛暗示眼睛炯炯眼神。到此，一位头发很短、胡须很长、眉毛高耸、怒目睁睁的形象跃然纸上。“病容突兀怪于僧。”这是描写主人公的容颜衰弱，暗示了主人公难以诉说的复杂情感。
接着的“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暗含了“隐居”之意。上片结尾，词人通过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的“石里藤”一任“霜侵雨打”而表现出“寻常事”，暗示了主人公内心的坚强。前两句是主人公面容表象的大特写镜头，充分显示其怪异；后两句则是主人公心态意象的比拟式描摹，着力传达其坚强。
下片以闲游、戏钓的飘逸气度，通过清峻自立的形象，进一步申足了上片遗世独立、傲岸不羁的个性，同时自然地生发为“折腰久矣谢无能”的词意。首先，词人描写了主人公不为官的闲游，戏钓的惬意。接着说“折腰久矣谢无能”，通过暗用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语典表现出主人公坚决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气节。
接着借“熏风未解池亭署”来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险恶，借“字字冰”暗示主人公内心的凄凉。其中，“熏风”跟上片“霜侵”词意前后呼应，共同渲染着象征着残酷苦涩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反激着、映衬着主人公骨骼硬、心意冷，不畏险恶，不屑于清政府笼络汉族士子的高官厚爵，宁可隐居深山穷壤、苦熬栉风淋沐雨的凄楚生活，却始终铮铮然清峻自立的高兀形象。
此词上片通过描写外貌，突出了主人公病态怪异形象，表现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特点；下片以闲游、戏钓的飘逸气度，进一步表现了主人公遗世独立、傲岸不羁的品格，映衬出主人公清峻自立的高兀形象。全词用典贴切，形象鲜明，由风貌到气质，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以简洁劲拔的白描手法，丝丝入扣地熔铸出主人公的立体塑像。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