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先从游兴大发写起：“湖上雨晴时，秋天半篙初没。”雨过天晴，泛舟度闲，而当撑船的竹竿被湖水刚刚漫过半截的当儿，词人不禁把目光投向了平静如镜的湖面。然而，本拟忘掉个人得失的他，却骤然有一股忧思涌上心头：“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词人身体尚健壮，遇到高兴事儿时，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然而“日过当午”的心理阴影却时在脑海中闪动，一旦景物触发，会立刻强烈涌现。此时此地的词人，在游兴正浓的当口，从游船的朱红栏杆往水下俯看，发现了平静如镜的湖面映照出了自己的衰颜华发，不禁一阵悲凉从心底升起。
下片则极力表现词人萧疏冲淡，纯任自然的心境和情感。“醉中吹堕白纶巾，溪风漾流月。”在湖水荡漾、月光流波的恬适环境中，词人喝醉了，但不小心，一阵山溪秋风吹来，把头上的白纶巾吹落到湖中去了。写景如画，即景即情，景情合一，铺排自如。但是，昔日的京都翰林，今日外任幽独，其愁其苦，没有人能够知晓或领悟。于是，末二句推出了“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的委婉心曲。表面旷达，一任浮生，而实际上，在“烟波飘兀”的感受中却涌动着忧思时事，感叹衰老无成的悲哀心绪。词人在溪风拂面、月光如水中深夜归舟，勾勒出了他彷徨孤独无所适从的自画像，给人以委抒心曲、意蕴流动的艺术感受，令人低回徘徊不已。
总起来说，此词以白描写意手法铺排全篇，表面平静疏淡，而内里起伏沸腾。在恬淡中含有忧思，在旷达中寓有执着，表现了词品与人品的统一，真善美的合谐与完整。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