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借咏寒柳而抒伤悼之情的词作，纳兰在词中咏物写人，亦柳亦人，委婉含蓄、意境幽远，可谓是其咏物词中的佳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纳兰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飞絮飞花何处是”，咏柳咏柳，开门见山：柳絮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花儿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咦，说柳絮自然应该，毕竟是咏柳，可这个”花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谁见过柳树开花呢？明明是咏柳，怎么突然出来个杨花呢？的确，杨树、柳树本是两种不同的树，但由于它们的种子杨花和柳絮都带有白絮能飞，飞絮期又基本相同，因此杨花和柳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同一个意象，而纳兰在这里用到“杨花”的意象，估计是想要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除了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之外，还因为杨花作为诗词当中的一个意象符号，独有一些复杂的含义。

　　“疏疏一树五更寒”，“疏疏一树”正是寒柳的意象，而“五更寒”原本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意象，此时交迭在一起，却把夜阑、更残、轻寒这些意象付诸于柳树身上，使柳树获得了人格化的色彩，使柳树更加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情感投射的客体。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递进一层，似在说明月无私，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萧疏，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貌似在写明月，实则是容若自况：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减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诀，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下片转折，由柳树而及女子，由当下而及回忆，是说：最是在柳丝摇落的时候，我更免不了去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春山，作为诗词中一个常见的意象，既可以实指春色中的山峦，也可以比喻为女子的眉毛。宋词有“眉扫春山淡淡，眼裁秋水盈盈”，便是以春山喻眉，以秋水喻眼，而一“扫”一“裁”，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的梳妆动作。春山既然可以比喻为女子的蛾眉，便也可以用作女子的代称，容若这里便是此意。由柳叶的形态联想到蛾眉的妙曼，联想到心爱的女子，曾经的故事。接下来仍是追忆那位女子，即“湔裙梦断续应难”。湔，这里是洗的意思。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以除掉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

　　这首词，曾被那位对纳兰词评价不高的陈廷焯赞为纳兰词中的压卷之作，不知道容若听到了会不会高兴一些呢？无论如何，“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都是性灵之句，非挚情挚性之奇男子无以得之。纳兰何以有此“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的伤感情调？清朝气数正旺盛，却有此醒人气的词人和词作，真是可悲可叹可钦啊！

　　咏物为古典诗词之大宗，而原其宗旨，“物”本是外壳，是媒介，抒情才是本质，是核心。所以咏物之作要求摹写神理而不能徒赋形体，同时还要不粘不离，保持一个恰好的分寸。以此绳衡这首小词，在“层冰积雪摧残”、“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等句刻画出那婀娜杨柳的“寒意”之外，词人更着重“摧残”、“憔悴”、“梦断”、“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的情感的抒写，亦将他复杂凄咽的内心感受特别深曲又特别准确地传递出来。写寒柳而字里含情，弦外有音，此之谓“言之有物”。

　　还要深思一层，“言之有物”之“物”究竟能否落实呢？有文章指出这首词借咏柳而寄寓对亡妻的哀思，实亦即悼亡之作。作为一种猜测容或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本篇不能肯定作年在其妻逝世之后的情况下，则不可以武断地这样定论。如果说里面寄托有纳兰一贯婉转哀凉的身世之感，那也就足够了。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或将苍松联想为飞龙，或赋贞松以比君子，这类诗篇数量不少。而李群玉的这首诗，却别开生面，是其中富于独创性而颇具情味的一首。

　　第一句是运用绝句中“明起”的手法，从题目的本意说起，不旁逸斜出而直入诗题。句中的“一双”，点明题目中的“二小松”。这一句，有如我国国画中的写意画，着重在表现两株小松的神韵。诗人用“幽色”的虚摹以引起人们的想象，以“出凡尘”极言它们的风神超迈，不同凡俗。如果说这一句是意笔，或者说虚写，那么，第二句就是工笔，是实写。“数粒秋烟”，以“秋烟”比况小松初生的稚嫩而翠绿的针叶，这种比喻是十分新颖而传神的，前人似乎没有这样用过；而以“粒”这样的量词来状写秋烟，新奇别致，也是李群玉的创笔，和李贺的“远望齐州九点烟”的“点”字、有同一机杼之妙。张揖《广雅》：“松多节皮，极粗厚，远望如龙鳞。”诗中的“二尺鳞”，一方面如实形容松树的外表，其中的“二尺”又照应前面的“数粒”，切定题目，不浮不泛，点明并非巨松而是“小松”。首二句，诗人扣紧题目中的“二小松”着笔，写来情味丰盈，以下就要将“二小松”置于“书院”的典型环境中来点染了。

　　在诗人们的笔下，松树有远离尘俗的天籁，如储光羲《石子松》诗的“冬春无异色，朝暮有清风”，如顾况《千松岭》诗的“终日吟天风，有时天籁止。问渠何旨意，恐落凡人耳”。“从此静窗闻细韵”，李群玉诗的第三句可能从前人诗句中得到过启发，但又别开生面。庭院里的两株小松，自然不会松涛澎湃，天籁高吟，而只能细韵轻送了。“细韵”一词，在小松的外表、神韵之外，又写出它特有的声音，仍然紧扣题旨，而且和“静窗”动静对照，交相映发。“琴声长伴读书人”，结句的“琴声”紧承第三句的“细韵”，并且将它具象化。“长伴读书人”，既充分地抒发了诗人对小松爱怜、赞美的情感，同时也不着痕迹地补足了题目中的“书院”二字。这样，四句诗脉络一贯，句连意圆，构成了一个新颖而和谐的艺术整体。

　　松树是诗歌中经常歌咏的题材，容易写得落套，而此诗却能翻出新意，别具情味，这就有赖于诗人独到的感受和写新绘异的艺术功力了。

　　这首词是纳兰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也是一首愤世嫉俗的明志词。纳兰将自己的诗稿交给顾贞观，让他帮自己选集付梓，借此事以言志，表达自己浊世自清的高沽情怀。

　　此时的纳兰，早已是康熙大帝眼前的红人。无数双图谋不轨的眼睛在暗中窥伺着他，无数污浊的欲望企图将他打倒：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这是多少人的终极梦想。而纳兰拥有着这一切，却感觉分外痛苦。它们如同无形的枷锁，捆住身，困住心，深人骨髓，不可挣脱。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是一座困兽之城，人们在里面厮杀搏斗，用最血腥的方式杀出一条生路。高处的高处，却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寒冷。纳兰在这身不由己的深宫之内，孤独压抑，渴望着自由。

　　而顾贞观的出现，仿佛是一阵温暖的风。纳兰在深不可测的黑夜中踽踽独行，遇到茕茕孑直的顾贞观。两人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凭君料理花问课，莫负当初我。”世事纷扰，唯有琴棋书画、写诗论道才是人生真谛。饱读圣贤书的风流才子是不会与那些蝇营狗苟之人同流合污的。刚好，顾贞观与纳兰想的一样。两人一拍即合，惺惺相惜。纳兰知道，顾贞观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人。于是，他把自己多年以来的心血，交付给了他。只因他们有这份难能可贵的默契。

　　“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看犁。”“鸡犬上天梯”，此是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纳兰讽刺着那些趋炎附势登上高位的小人。黄庭坚年轻时喜欢写些词风香艳的词，有个和尚法云斥责他说：“你写这些下流的东西，教唆世人，有伤风化．将来是要堕入地狱的。”黄九和秦七显然是顾贞观和容若的自况。我们不追求功名利禄，填词作乐，让那些小人们升天去吧，我们宁愿下地狱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瘦狂和痴肥是南朝沈昭略的典故。沈昭略为人旷达不羁，有次他喝了酒，遇到王约，嘲笑道：“你就是王约么？为什么又肥又痴？”王约反唇相讥：“你就是沈昭略？为什么又瘦又狂？”沈昭略哈哈大笑道：“瘦比胖好，狂比痴好。”纳兰在此是断章取义，以“瘦狂”指自己和顾贞观，而“肥痴”之人，则是那些追逐荣华富贵的小人。此时的纳兰没了往日的多愁善感，他豪迈地说：你们这些愚钝的肥痴之人，也配笑话我们么？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这句更是嘲讽。多病指纳兰自己，长贫则是顾贞观。他们这两个贫病交加的人，为痴肥们所嘲笑。然而，我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岂是你们这些小人们能懂的呢？你们尽管追名逐利去吧，我们丝毫不在意这些浮华的东西。

　　这首词写得旷达不羁，慷慨激昂，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豪迈之气。纳兰尖刻地讽刺了那些世俗小人，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气节。

　　纳兰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性情中人，确实不该存在于这样一个追逐风尘的时代。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结局。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