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这首诗写诗人因思念友人而苦苦煎熬，心情焦虑神情憔悴，以弹琴寄托思绪，也难以排遣痛苦。
首句“久别侵怀抱”，点明写诗的缘起。长久的离别所产生的孤独、乡愁，慢慢地侵入了诗人的怀抱之中，即占据了他的身心，弥漫了他的精神，让他在这种愁思中难以自拔。
因为久别之思慢慢侵入、充溢情怀，所以就有了第二句：“他乡变容色。”乡愁之苦，可谓是一至于斯。排解愁思的办法之一，是“月下调鸣琴”，即在乡愁最深切之月夜整理琴弦，歌之咏之。
但是，从下句“相思此何极”来看，这相思仍然是排遣不了的，所以オ有这个感叹。
这首诗几乎就是直抒胸臆之作，这既是初盛唐之际的唐诗风格，更是王勃的特殊风格，或者说，是由他开创的一种诗风。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