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写唐中宗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颔联写皇帝的仪仗,颈联写宴会对酒当歌的盛况,尾联写宴后公主庄园依然沉浸在受宠若惊的氛围之中。全诗合辙押韵,讲究平仄,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自然,是一首格律规范的律诗。
首联写事,即中宗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颔联荡开,写皇帝的仪仗,围绕着皇帝和长公主。
颈联写宴会对酒当歌的盛况。
尾联写皇帝仪仗回归后,长公主庄园依然沉浸在受宠若惊的氛围之中。第四句的“日”可能指真正的太阳,也可能指皇帝。“霞”被认为是能够使人长生的奇异食物,作者设想皇帝一群人在饮酒时把云霞在酒中的倒影也吸了进去。全诗写得优雅温和。颈联的妙语并没有妨碍诗篇的流畅,读者可以预期水声与宴会音乐和谐地混合,并熟悉于倒影的巧妙构思。结句留给读者仙乐缭绕空中的微妙感觉,及牛郎织女、弄玉箫史的主题的轻微暗示。
这首诗在格律上几乎没有瑕疵。作者把早期宫廷诗的全部规则运用到新的七言律诗上来。全诗平仄规范,韵合十灰,为平起式首句入韵格。中二联对仗工整,其中颔联摇曳对参差,双声对双。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自然,堪称一首规范的七律。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 ,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