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是一首闺怨诗。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富家女子，她嫁得意中人，夫妻恩爱，因而在云屏深处娇嗔缱绻，春宵苦短。偏偏丈夫要早起上朝，于是引起她“端”的抱怨，“辜负香衾”的怅恨。作品将夫妻厮守与事早朝对立起来，以无情写多情，以多情怨无情，心理刻画极为细致，风格含蓄深沉。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描述一对宦家夫妇的怨情。开头用“为有”二字把怨苦的缘由提示出来。“云屏”，云母屏风，指闺房陈设富丽，“无限娇”称代娇媚无比的少妇。金屋藏娇，两情缱绻，当春风送暖，京城寒尽之时，便双双地怕起春宵来了。丈夫既富且贵，妻子年轻貌美，两人处在云屏环列的闺房之中，更兼暖香暗送，气候宜人，理应有春宵苦短之感，应该不会产生“怕”的心情。首句的“因”和次句的“果”有抵牾之处，这就造成一种悬念引人追询答案。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通过少妇的口说出“怕春宵”的原因。冬寒已尽，衾枕香暖，两口子情意款洽，本应日晏方起，可是偏偏嫁了你这个身佩金龟的作官夫婿，天不亮就要起身去早朝，害得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闺房里，实在不是滋味。这些似是枕畔之言，当丈夫正欲起身离去时，妻子对他说了这番话，又好象是埋怨自己，流露出类似“悔教夫婿觅封侯”那样一种痴情；或是责怪丈夫，向他倾诉“孤鹤从来不得眠”的苦衷。“无端”二字活画出这位少妇娇嗔的口吻，表达了她对丈夫、对春宵爱恋的深情。其实，妻子的苦恼也是丈夫的苦恼。
前面的“为有”和“凤城”二句就正面描述了丈夫的怨情。应当说他“怕春宵”比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留恋香衾，不愿过早地离去，撇下娇媚多情的妻子，让她忍受春宵独卧的痛苦；还怕听妻子嗔怪的话，她那充满柔情而又浸透泪水的怨言，听了叫人不禁为之心碎。不愿早起离去，又不得不早起离去。对于娇妻，有内疚之意；对于早朝，有怨恨之情；对于爱情生活的受到损害，则有惋惜之感。“辜负”云云，出自妻子之口，同时也表达了丈夫的心意，显得含蓄深婉，耐人寻味。
这首绝句含蓄深沉而又富于变幻。前两句一起一承，一因一果，好像比较平直。但着一“怕”字，风波顿起，情趣横生。后面两句围绕着“怕”字作进一步的解说，使意境更加开拓明朗。这样写，前后连贯，浑然一体。其中“为有”“无端”等语委婉尽情，极富感染力。
时值盛夏，诗人落第还乡，虽然早早就起床，却直到中午才出门。“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首联描写天气、时间和地点，作者屡次落第，自觉无颜面对熟人，于是就在正午时出发。虽然汗流浃背，却少了一些烦恼。
多年在外流浪，虽然非常想家，但是仕途上没有着落，诗人觉得愧对家人，于是能拖就拖，一来是省些盘缠，二来也因为交通不便，最主要的是怕听到父母唠叨，更怕看妻子脸色。可是他现在确实感到累了，也就无所顾忌了。
诗人不顾炎热，一路跋涉，终于走到一处林荫茂密的地方，便想喘口气。“初蝉数声起，戏蝶一团飞。”蝉儿在枝间肆无忌惮地鸣叫，仿佛希望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根本不管外界的感受。蝴蝶在阳光下闪亮着翅膀，同伴之间也任意地戏耍，毫不在意旁边有人在注视着它们。
热风扑面、蝉声鸣噪，作者以景衬情， 却彰显出内心的愁闷。诗人在心中默想，若是回到童年时光，自己一定会爬到树上，或是追赶蝴蝶。而如今他只会旁观，而且更感到孤寂。
作者心情低落，看见眼前的景象，也觉得无比怅惘，“日色欺清镜，槐膏点白衣。”这里采用拟人手法，作者用一个“欺”字，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日光照射到水面，诗人却感到刺眼，仿佛太阳也欺人太甚。其实都是自己情感的投射，因为落第而感到不悦，于是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槐膏”二字，照应首句中的“炎”字，也委婉地展现出诗人对于这样的天气叫苦不迭，加上人生到了低谷，几乎就快挺不住了。
前三联写景，尾联抒发感慨，“无成归故里，自觉少光辉。”作者直抒胸臆，前后相承，水到渠成地抒发了情感。“归故里”三字，进行了概括，交代了这些都是作者夏日归途所见之景。
诗人并非要强，古代书生除了参加科举，没有别的出路。而贫寒之家为了改变命运，省吃俭用，也让学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唯有金榜题名、仕途成功，才能对得住全家人的辛苦付出。所以“少光辉”三字，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却饱含了辛酸和泪水。
诗人李廓名不经转，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似乎也是司空见惯，可是这首诗却道出了很多寒士的悲凉心境。诗人孟郊若不是感到进士及第太不容易，也不会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诗鬼李贺也因为未能如愿，才一直闷闷不乐，最后悲惨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作者在这首诗中将议论、描写、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并交替使用这几种表达方式，既呈现了形象的画面，又含蓄地表达了凄楚的心境，不愧为唐诗中的佳作！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