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春色迷人恨正赊”一句，起得出奇。“春色迷人”本应逗人喜爱，延之长久才好，因而每有叹惜春天“留不住”的诗词。可是此词却嫌恨它逗留人间的时间太长了，由“迷人”转而为“恨”，感情的落差似嫌太大，颇令人难以捉摸。但是紧接上一句“可堪荡子不还家？”以问作答，那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少妇自问抑或问“荡子”抑或问别人，那无关紧要，总归她是在倾吐愁肠的来由：春色迷人，而荡子不在身边共赏，那闲愁怎能让人经受得了。又岂能不迁恨于惹她伤心的春色，嫌它漫长。
“细风轻露著梨花”一句，是写景，也是写人写情。清晨，春风拂面而来，雪白的梨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格外清新幽雅，却又不无冷清之感，给人以“梨花带雨”即少妇落泪的感受。这句寓情于景，写少妇面对春景伤心不语，潸然泪下，表现了思妇那孤苦纤弱的心。
下片“帘外有情双燕飏，槛前无力绿杨斜”两句，是缘情写景。“有情”、“无力”相对而出，可见女主人公的心思不在乎赏春惜春，而在于寻求夫妻朝夕相伴的恩爱生活。在她看来，纵然是盎然滴翠的阶前杨柳，也以其无人伴赏而显得“无力”——黯然失色，毫无生机；只有象燕子那样结伴双飞，自由自在，才有情有意有乐趣。然而丈夫不在身边，眼前留给她的是一片索然。
但是，少妇不甘心于这等寂寞闲愁，结句“小屏狂梦极天涯”，尽写出她执着的追求。写女子用“狂”字，似与身分不合，却恰能写出少妇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急切心情，可知她定然能做出一个美梦。一句之中，“小屏”与“天涯”这样空间对比度极大的词语连用，也有极好的艺术效果。那屏后的少妇，为在梦中寻觅“荡子”，那怕到天涯海角，也无所顾及。纵然那里没有迷人春色，没有洁净的梨花，甚或没有双燕飞舞，没有杨柳依依，只要有他，便有情趣，有意义。于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钟情，对爱情的坚贞。前人认为此结句有“振起全片”之妙，此评宜哉。这首词缘情写景，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语言优美动人，比喻贴切，含蓄蕴藉，结句振起全篇，殊可玩味。
首句“稽山”即指越州之会稽山，大禹治水时会诸侯及计议于此，初名“会计山”，后称“会稽山”、“稽山”，它由许多山峰相连组成，长达百里。“嵯峨”指山峰参差巍峨之势。首句是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群峰连绵的会稽山是多么壮丽呵!这真是写山景的绝妙佳句。接着是“镜水无风也自波”，这句表面上看不像是在写越州之镜湖，因为镜湖平如镜，怎能够自动涌现出波澜呢？而实际上唐代的镜湖有上百个小湖组成，浙江潮水和山洪的冲击造成了各湖的落差，所以无风时湖上也有水流现象，造成“自波”。其实这是贺老在写湖景的奇美！写镜湖的动态及家乡的景色！
第三句“莫言春度芳菲尽”，是说不要以为春天的芳香已经过去，炎热的夏天来临了。而夏天依然有比春天更好的景色呢!因此引出了“别有中流采芰荷”的一景。“芰”是四条角的菱，任安贫《武陵记》注云，四角菱曰芰，两角的曰菱。它有大小不同的青红色二种，红色的芰通常比青色的要大，出壳后食之，味特鲜美。它生长于湖河之中，吴越人特爱种植。夏天，乡人们用专用的菱桶采摘，晚上全家围坐一桌食之。
“荷”是一种水生植物，荷花中生莲子，故称“莲荷”。莲子可食用，又能治病，所以采莲的人很多。镜湖中大片的荷叶、荷花及采莲的姑娘，形成了一道人与自然美交融相映的风景线，这在北方的长安城里是看不到的。贺知章年青时经常看到的这一景，五十年后在越州镜湖又看到了。旧景新发，于是写了《采莲曲》。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