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鹧鸪天》，题下注明“代人赋”，说明词中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自己。这首词是作者代一位妇女而赋的，那位妇女的意中人刚离开她走了，她正处于无限思念、无限悲伤的境地。
“晚日寒鸦”，这是送人归来后的眼中景。“晚日”的余辉染红天际，也染红长亭古道和目之所极的一切，这是空间。夕阳愈来愈淡，夜幕即将降落，这是时间。而她送走的那位意中人，就在这空间、这时间中愈走愈远了。“寒鸦”当“晚日”之时，自然应该寻找栖息之处，大约在绕树啼叫吧。可是那位行人，他此刻孤孤零零地走向何处，又向谁家投宿呢？正因为这样，那本来没有感情的“晚日”和“寒鸦”，在那位女主人公的眼中，就变成“一片愁”了。
这首词，是写别愁离恨的。“愁”与“恨”，乃是全篇的基调。按照一般的构思，接下去仍然要写愁写恨，但作者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跳出窠臼，不再写哀景，而是用清新愉悦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乐景：“柳塘新绿却温柔。”把读者引入春意萌动、春情荡漾、温馨柔美的境界。“柳塘”一词，使人想见塘周遍植垂柳；但目前处于什么季节，却无从得知。联系前面的“寒鸦”，便会想到时值严冬，柳叶黄落，塘水冰封乃至完全枯竭，那景象，自然是萧条的。然而诗人却别出心裁，于“柳塘”之后缀以“新绿”，便立刻唤来了春天：塘周柳丝摇金，塘中春波涨绿，已够赏心悦目了；那料到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温柔”一词。相对于严冬而言，初春的水显得“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说它“温柔”，这就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感觉，而且表现了她的感情。这感情异常微妙，耐人寻味。那一塘春水，既倒映着天光云影和四周的垂柳，又浮游着对对鸳鸯或其他水禽。抒情主人公看到这一切，就自然感到“温柔”，从而也联想到她与意中人欢聚之时是何等的“温柔”了。
“晚日寒鸦”与“柳塘新绿”，是送走行人之后相继入目的两种景象。不难想见，这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前者就离别说，故“日”而曰“晚”，“鸦”而曰“寒”，引起的内心感受是“一片愁”。后者就相聚的回忆与展望说，故春景宛然，春意盎然，引起的内心感受是无限“温柔”。
这首词真可谓“工于发端”。开头两句展现的两种景象、两种感受、两种感情所体现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抒情主人公神态毕现，因而以下文字，即从她的肺腑中流出。“柳塘新绿”，春光明丽，倘能与意中人象鸳鸯那样双双戏水，永不分离，便青春永驻，不会白头。而事实上，意中人却在“晚日”将沉、“寒鸦”归巢之时走向天涯，如果信手拈来，“相思令人老”那句古诗，正可以作为此时心情的写照。然而文学是一种创作，贵在独创。“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两句就是创新，表现心绪低回宛转，笔致可谓摇曳生姿。“无离恨”是假设，不“白头”是假设变成事实之后希望出现的结果。可如今假设未能成立，“白头”已是必然，于是下片紧承“离恨”、“白头”，以“肠已断，泪难收”开头，尽情吐露，略无含蓄。当感情如洪水暴发，冲决一切堤防的时候，是不可能含蓄、因为也用不着含蓄的。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离肠寸断，泪流难止。怀着相思之情，又一次登上了小红楼。美人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时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因为十分相思，望不见人影还要望，所以重上小红楼，幻想着心上人可能仍在楼上。“相思重上小红楼”一句，妙在一个“重”字。女主人公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是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由于十分相思的缘故，望不见人影，还要望，因而“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明明知道乱山无数，遮断了远方的天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靠在栏杆上，一直凝望。词的最后一句进一步表现美人的痴情。美人知道，视线已被青山遮断，已经看不到心上人，然而对情人的思念使自己不能自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倚靠着楼上的阑干远望。欧阳修《踏莎行》下片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写行人愈行愈远，故女主人公不忍继续远望。辛词则写行人已在山外，而女主人却频频倚栏远望，无法控制自己。表现不同个性、不同心态，各极其妙。
辛弃疾的《鹧鸪天·代人赋》这首词表面上虽然是“代人赋”，但是实际上词人是在写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因为，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一直有用香草美人寄托理想的传统。表面是在写美人相思的苦闷，寄托的是词人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鹧鸪天·代人赋》在风格上也比较特别，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优美婉约词。
1671年（康熙十年）徐渭文去南京，陈维崧有赠序，嘱咐他一访“畸人而隐于绘事者”，也即心怀兴亡之痛的隐逸之流。徐自南京归，成《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词调题咏殆遍，形成一次相当独特的凭吊故国的联吟酬唱格局。个中迦陵此篇尤为翘楚，被前人誉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
从“意”的大处看，则其中蕴涵着极其复杂的遗民心绪。诸如“一夜啼乌，落花有恨”的哀思、对“珠珰贵戚，玉佩公卿”们“十四楼中乐太平”的误国行径的怨慨，以至“寻去疑无，看来似梦”的泪眼愁看，皆是遗民群体“孤臣孽子”感情的披露。悲凉、幻灭、欲哭无泪、欲隐无地，凡此种种尽包蕴于清丽词藻之间，令人不由黯然神伤。
阳羡词人借徐渭文此图遥祭故国，所拈者为“大题目”，寄寓者为“大意义”（谢章铤语）。在清朝初年，因此种民族情绪而遭致诛杀惨祸者不知凡几，故而，“一幅生绡泪写成”的悲凄后面其实隐藏着凶险的刀光剑影和这一词群非凡的胆力和勇气。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