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说这首词“疑是伤悼庚子年珍妃被那拉后命崔太监推坠井中死难事。庚子年作者十八岁，词如作于辛丑，则年十九，所以为早岁之作”。过去这些才女都是很小就会写诗词的，因为她不像男子，男子就算没有诗的天才但是为了要科考也要被逼得作诗作文，他也许还半天学不会，可是女子没有人逼，她是自己喜欢而有这种才气，所以都学得很快，明朝的叶小鸾十几岁就死了，可是留下的作品真是千古流传。所以庚辛年间，吕碧城不过十八九岁。庚子八国之乱，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西太后要带着光绪皇帝出京逃走，而珍妃就追出来说皇帝应该留下来。珍妃这个人真是有思想、有见解，也有聪明才智，可她就是不能够韬晦，不能够隐藏，她有什么话就说，所以慈禧太后就大怒，就叫太监把她投到井里去了。
光绪虽然是皇帝，“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保全不了杨贵妃，光绪皇帝更保全不了他的珍妃，据说他当时全身发抖，不敢说一句话。其实清朝当时很多的词人，都写过哀悼珍妃的词。吕碧城说：“缒银瓶，牵玉井”。“银瓶玉井”其实有个出处，白居易有一首诗《井底引银瓶》，就是写在井里打水，有一个银瓶掉在井里边了，因为珍妃是被慈禧太后叫一个太监投到井里的，所以“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那是八月庚子之变，是秋天，“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蘸渌”就是沾湿了掉在水中了，“搴芳”就是芬芳的一朵花被攀折下来了，“梦堕楚天远”，一个人的梦破了，梦醒了。“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娥月含颦”，说我看到天上那一弯月影，就好像一个女子蹙眉含颦忧愁的样子，“最怜”她“一般消瘦”。所以钱仲联先生说，这首词可能作于辛丑，就是去年的八月珍妃被投到井里，今年又到了八月了，今年又到了秋天了，“一般消瘦”，同样的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就是一年之后又到了那一天了，我又看见月亮了。
“倦凝眄”，她说我看得如此之疲倦。“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这个女子的飘零萎落就好像一片病叶，在秋天经受了多少寒霜冷雨，“可奈病叶惊霜”；又好像屈子的《离骚》所写的那种美丽的兰花在园圃之中哭泣，“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是说现在我走过从前的路，寻觅当年往事的痕迹，处处是这个女子的绣鞋遗留下来的粉气，她当年的香痕，“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小栏人影凄迷”，我站在栏杆上恍惚之间若有人兮，恍兮惚兮仿佛人影凄迷，“和烟和雾”，好像是一团迷离的烟雾，“更化作，一庭幽怨”，那凄迷的人影、迷离的烟雾，顿时就都化作满庭的幽怨，就化作我满怀的幽凄和哀怨了。
钱仲联先生以为这首词应该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清朝的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所以吕碧城在晚清的写词要反映历史的风气之下，也写了这样一首词，可能反映了庚子之变，反映了珍妃之死。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这首词是柳永年轻时在长安为与其相知的汴京妓女所作，代歌妓抒写被遗弃的痛苦，表现词人对歌妓命运的同情。全词运用直接抒情的手法，语言明白如话。
开端两句是说：又是一个无眠的夜，主人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想起自己的风尘生涯，不由得暗暗伤心，潸然泪下。感慨自己的一生似乎总在歌舞欢笑中度过，可最终只落得凄凉满怀。接着她想起过去与意中人一起度过的无数良宵，风清月朗的好景良天，深闺中的温情蜜意，不能一下子就忘记。可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而是和另一位佳人去欢度良宵了。
过拍两句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往往一去就音信皆无，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但自己仍这样苦恋着他。现在想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苦苦地迷恋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结末，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对情人的思念和猜测，反复思量他的万千柔情，猜测他也许遇到了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回到自己身边，也许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心转意，最终能和自己长相守呢。
这首词所写的多情歌妓，如同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等词中的形象，她对情人思念到不管对方感情如何也不改变自己思情的程度。此词没有用任何景物来烘托歌妓的痛苦心情，而是直接抒情，语言也明白如话，但把歌妓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很细腻。特别是结尾三句，生动地揭示了歌女的内心世界。那位“动是经年去”的王孙，对她的感情未必真的有多深厚，说不定只是一般的逢场作戏，但在这位歌妓看来，那却是万种千般的情分，值得她牵肠挂肚，反复回味。这种现象，与其说她多么多情，不如说她不由自主的不幸命运。沦落风尘的女子与仕途失意的文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最容易产生惺惺惜惺惺之感。这首词可以看作词人对歌妓的理解和同情，但也可以看作他自己的心声。“一生赢得是凄凉”，不止是歌女的感叹，也是柳永的心声，将这首词理解为男性词人的口气，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