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第一首表现邢沟附近的水乡夜色。微霜已降，秋水方清，诗人乘船经过运河，习习凉风，吹来清新空气，很觉爽快。这时没有月光，只见满天星斗。诗人陶醉在迷人的秋江夜色之中，环顾四周，寒星万颗，映照水中，倍感亲切。一二句由霜寒二字领起，不消点出“秋”字，而题意自在其中。
三四句赞关环境幽寂。邢沟两岸丛生着菰蒲一类水生植物，在夜色朦胧中，给人以一望无际的感觉。菰蒲深处居然隐藏人家，诗人完全没有料到，不过，这种艺术处理，只适宜于若明若晴，唯见星光的秋江之夜，如果换成月夜和白天，就不一定恰切。此联妙在使用了“疑”、“忽”二字。诗人心中正结着一个菰蒲深处有无藏舟之“地”的“疑”团。忽然几声“笑语”，方知岸上还有“人家”，疑团顿时解开。这种情景，很平常，优诗人却能通过艺术作品把它捕捉下来。宋人曾说此联是来自白道猷的“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而“更加锻炼”。诗人们各自写出了生活中的类似体验，但秦观此联却显得更灵动，因而受到黄山谷的称赏。
在表现手法上，诗人用的是先抑后扬法。通篇不直写旅人，而是借物托志，先写霜气、秋水、寒星、菰蒲，最后写菰蒲深处的“笑语声”，随即戛然而止。然言虽止而意未尽。这亲切的笑语声是伴随着夜行人度过迷蒙空寂的秋宵，还是瞬间消失在凄冷的夜空，留下的却是更加难耐的寂寞和愁苦。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正面阐述，而是用遮掩来突出，用省略来增添。由于构思巧妙，含蓄深邃，因而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第二首描写家庭生活中的闲适情趣。一二句写碾茶烹茗、课儿读书两件家庭琐事。月团（茶饼）新碾，花瓷为杯，茶美而器精，说明诗人很通茶道。饮罢呼儿课诵《楚词》，更见教子有方，他同把酒色财气作为生活必需的腐败官僚，是大为异趣的。
三四句则突出了静观万物的逸趣闲情。小轩风定，树梢处于暂时静止状态，连一用古叶也不见掉落。这可给了青虫以好机会，相对吐丝，好不自在。青虫乃细小生物，吐丝是轻微动作，但诗人却能仔细进行观察，他对昆虫世界的浓厚兴趣，对人世纷扰的淡泊情怀，都是可想而知的。诗人迷醉在青虫吐丝的小天地中，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简直忘掉了荣辱得失。这种情趣，是眼中唯见财与势的俗物所无法理解的。这样，诗人的超逸情怀，无形中便从纸背反透出来。一、二句写人情，三、四句写秋景，粗看似不相干，实则气氛和谐，情景交融，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方回说秦观“古诗多学三谢，而流丽之中有淡泊”，并举了此诗，当亦属于有“三谢余味”之作。全诗语言朴素清新，画面生动，极富生活气息，闲雅而有情致。
第三首诗写雨后彩虹当空的绚丽景象，想象奇特，语气豪放，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诗的一、二句状景，雨过天晴，由于阳光的折射，西天出现长而弧曲的彩虹，变幻多姿，非常美丽，远远望去，就像挂在西楼之上，仿佛诗人伸手就可摘下，极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逐”和“追”两字，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彩虹以活泼甚至顽皮的性格，生动、形象，简直把彩虹写活了。此时此景，诗人也好像受了感染，神情振奋，突发奇想：如果能招来千万个美人一起歌舞，那该多好。在酒酣时，一定剪下这美丽的彩虹，赏赐给她们。缠头，指古代舞女绕缠头上作为妆饰的锦锻，后来将宴席上赏赐给歌舞者的罗锦之类的礼物称为缠头。诗人的幻想是做不到的，但却是心情愉快的真实流露。在这里，正面描摹已美不胜收，又引发奇想，使美景更加可怜可爱，锦上添花。其构思巧妙，手法新颖。
此词通篇都写赏月。
上片开头写词人仰望浩月初升情景。
首二句化用李白诗中“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句意，“青烟”指遮蔽月光的云影。夜空像茫茫碧海，无边无际；一轮明月穿过云层，像一面金镜飞上碧空，金色的光辉照亮了天上人间。“飞”字写乍见月之突然升起，使人感到似是何处飞来，充满惊异欣喜之情。
“永夜闲阶卧桂影。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螀”三句，通过永夜、闲阶、凉露、寒蝉等物象，极写月夜的静寂清冷，描绘出一幅充满凉意的，悠长寂寞的中秋月夜图，烘托出词人的孤寂心境和万千感慨，流露出词人对美好月色的珍惜眷恋。
“神京远，惟有蓝桥路近。”写因望月而生的身世感慨。词中引用，以蓝桥神仙窟代指蟾宫月窟。这两句意思是说，京城邈远难至，倒是这一轮明月，与人为伴，对人更加亲近。作者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三次任京官，后面两次都是因牵连党争而去职，被贬外郡；作此词前不久词人虽得脱出党籍，起任泗州知州，但朝中已无知音。“神京远”的“远”，主要是从政治的含意说的。
上面这几句赞美眷恋中透出了几分凄清。这时作者已五十八岁，前次去官回家，就已修葺归来园隐居，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此词对仕途坎坷，也仅微露怅恨而已，全词的主调，仍然是旷达豪放的。两句明白点出孤寂心情，意脉紧接上文，而扬景则由环境景物转到望月抒怀。
下片转写室内宴饮赏月。卷帘、开屏，都是为使月光遍满，为下文“付与金尊”预作地步，表现了对明月的极端爱悦。“淡指粉”的“淡”字也与月光极协调。水晶做成的帘子高高卷起，云母屏风已经打开，明月的冷光照入室内，宛如浸润着佳人的淡淡脂粉。筵上的人频频举怀，饮酒赏月，似乎要把明月的清辉全部纳入金尊之中，待天晓时同着流霞，一道饮尽。
这里把月下筵面的高雅素美，赏月兴致的无比浓厚，都写到极致。月光本来无形。作者却赋予它形体，要把它“付与金尊”，真奇思妙想也。天晓时分，月尚未落，朝霞已生；将二者同时倾尽，意思是说赏月饮酒，打算直到月落霞消方罢。
“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写登楼赏月，由室内转到室外。夜更深，月更明，虽然夜深露冷，作者赏月的兴致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更加豪壮。这时他想起《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的一个故事：晋庾亮武昌，尝秋夜与诸佐吏殷浩之徒南楼赏月，据胡床咏谑。作者觉得庭中赏月不能尽兴，所以要象庾亮那样登上南楼，去观赏那月光下如白玉做成的人无际素白澄澈的清秋气象。古代五行说以秋配金，其色白，故称秋天为素秋。用“玉做人间”比喻月光普照大地，可谓奇想自外飞来。它既写月色，也暗含希望人间消除黑暗和污浊，像如玉的明月一般美好之意。“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作豪放之语，两句包举八荒，丽而且壮，使通篇为之增色。
全词从天上到人间，又从人间到天上，天上人间浑然一体，境界阔大，想象丰富，词气雄放，与东坡词颇有相似之处。全词以月起，以月结，首尾呼应，浑然天成。篇中明写、暗写相结合，将月之色、光、形、神，人对月之怜爱迷恋，写得极为生动入微。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