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词的上片回叙分手后回望离别之地临平镇和临平山,抒写了对往事无限美好的回忆和对友人的依恋之情。起首两句写词人对陈襄的离去特别恋恋不舍,一送再送,直到回头不见城中的人影,而那临平山上亭亭伫立的高塔似乎翘首西望,不忍郡守的调离。这种从眼前实景落笔而展衍开去与由景入情的写法,不仅使人感到亲切,而且增加了作品的深度。接下来三句写临平山上的塔,仍就眼前景物落笔,实则是以客观的无知之物,衬托词人主观之情。“谁似”二字,既意喻词人不像亭亭耸立的塔,能目送友人远去而深感遗憾,又反映了词人不像塔那样无动于衷地迎客西来复送客远去,而为友人的离去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迎友人来杭又送友人离去的实际。
下片写词人归途中因思念友人而夜不成眠。晚风凄清,枕上初寒,残灯斜照,微光闪烁,这些意象的组接,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烘托了作者的凄凉孤寂心境。末句“秋雨晴时泪不晴”,用两个“晴”字把雨和泪联系起来,比喻贴切而新颖,加强了作者思念之苦的表现,读来叩人心扉,令人叹婉不已。
这首词艺术上的特色首先是将山塔、秋雨拟人化,赋予作者自身的感情和心绪,将无生命的景物写活。这种手法,表现出词人不凡的功力。其次是衬托,上片“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送客西来送客行”以塔之无情衬托人之有情,“秋雨晴时泪不晴”用秋雨停衬托泪不停。本首词主要运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这首诗精悍短小,却神韵无穷,诗题即清晰的点名了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原委。全诗的意境,与王维的散文名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可互相印证。
春夜的竹亭,清新而静谧,轻轻掠过的凉风,吹得竹林飒飒作响,远处偶尔传来断断续续的几声犬吠,隔着夜幕中青葱的林子,划破这夜的安宁。以动衬静,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悄然静谧的春夜图。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诗人的思绪飘飞到了山中隐居时的场景,那山涧西边的简陋小屋,那纵情田园的悠然自得,那份清闲自在的生活情致。次日天一亮,好友钱少府就要辞官隐退、隐居山林了,可惜这一切,诗人也就徒有羡慕之情。
这首诗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画面,将诗人的心思无一保留地流露出来。此诗之妙处之一在首句,声音与环境的巧妙结合,以动衬静,细微处着手,渲染出静谧安宁的氛围与意境,让人恍若身临其境。二在末句,借用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蕨而食的典故,表露出诗人对钱少府轻视官场、隐退而居的赞赏与歆羡,同时也传递出自己渴望早日归隐的希望。
此诗给人以清新美好之感,意境之美油然而现,通过表达对钱少府退而归隐之举的赞赏也表达出诗人渴望归隐之意,韵味悠远。
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