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作者和朋友王实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上片以韩世忠为例，提出在大敌当前时，应放宽尺度，重用人才；下片抚今追昔，指出国势垂危的情况下，不应幻想依靠天险，而应依靠能拯世扶倾的英雄。全词感情丰沛流畅，词句凝练有力，用典精妙自然，意气风发、朗朗上口。
“国脉微如缕”，一个“缕”字，让人想起飘忽不定、一触即断的游丝，想起“千钧一发”的危急。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国家的命脉，实在已经衰微不堪。于是发一声问：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将敌方首领擒缚！当时，蒙古贵族屡屡攻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但统治者却不思进取，嫉贤妒能。头三句的劈空而下，将形势的紧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尽情表达出来，纸上铮铮有声。
接着，作者抒发任人唯贤的议论。以“未必”二字起句，道出了作者的自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如不信，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年轻时有“泼韩五”的浑号，出身行伍，既没有名师传授，也未遇神仙指点，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成为抗金名将。有了这些名将贤相，“国脉微如缕”的惨状也就有扭转的可能了。
以下又连用西汉张良遇谷城公（即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和唐将李筌得骊山老母讲解《阴符经》而俱立大功的两个典故，来说明即使没有承授与凭借，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作者频频使用“问”、“未必”、“试看取”、“岂……也……”等词，既增加了感染力，而且一气呵成，逻辑严密，虎虎有生气。这种宏论高议，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更具一种动人的力量。刘词议论化、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下片，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棋柝联句”，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但这一宏愿都成了过去的梦了。登楼远望，揽镜自照，伤感一事无成，痛心国势日非，愁肠百转、感慨万千。一声长叹，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尽数迸发了出来。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下边两句，将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北风，暗指北来的蒙古兵，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敌方进攻用的冲梯，屡次狂舞于边城，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由此可见。金汤，指坚固的防御工事，张许指张巡、许远，安史之乱时，他们坚守睢阳，坚贞不屈。大敌当前，假如没有像张巡、许远这样的良将，即使有坚固的城池，也不能久守。“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则朔方之它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旧唐书·突厥传》载卢俌上唐中宗疏中语）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
作者以反问句式写出上面两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接着，作者大声疾呼：好汉们，不需再计较个人得失，不需发无聊之呻吟，赶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吧！这是对爱国志士的期望，也是和王实之共勉。这两句，句短气促，喷涌而出，极富鼓舞力量。
此词慷慨陈词，议论风发，笔力雄壮，又极尽抑扬顿挫之致；运用了大量典故，自然贴切，蕴义丰富。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散文化与形象性、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一二联描写寺景。首联概写。众人驻足观赏，故曰“足未移”，而脚下之路却逶迤盘陀，早已绕过了西菩山腰，因说“路转山腰”。这时，对大自然的奇妙美景一向有敏锐观察力的诗人，于俯仰之间，已经发现了西菩寺内、外的奇景：“水清石瘦便能奇”。颔联便分写水、石奇境。《於潜图经》云：“寺前有东西两山，或有云晦，遥望如岭焉”，《咸淳临安志》曰：“明智寺中，有清凉池、明月池”，寺景所奇便在此二山、二池上。诗人如此描写：先承“石瘦”写两山：“白云自占东西岭”。两峰屹然，直插云霄，白云浪涌，时掩峰顶，其情景便仿佛是那白云自己占据了东、西二岭。又承“水清”写二池：“明月谁分上下池”。天已向晚，一轮明月早已钻出了云缝，它一视同仁，不分上下，使两池共婵娟，而池水清澈，漾出了一双月影。在这两联中，诗人将他诗家的眼光所捕捉到的景物特点，以奇特的想象和灵动的笔致，加以渲染，便使那客观景物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情态逼真，奇趣横生，生动地展现了西菩寺的无限奇妙风光。
颈联的描写，又变换了手法。诗人在游目庭院、田野时，看见了累累秋实：初熟的小米、高粱，半熟的柑和桔，就重研丹青，为它们分别抹上了黑、黄、朱、绿四种较实物更为浓艳而鲜明的色彩，绘成了一幅色泽斑斓的秋色图。入胜境而观奇景、美景，诗人的游览之乐于此时便达到了极点，尾联便直说其乐：人生这种登山临水、探奇访胜之乐，是要由老天爷踢给的，可千万别让小儿辈们随随便便得知个中消息。方其时，诗人似乎已全然忘却了胸中深藏的许多烦恼了，实则非也。“天赋”已暗兜“天教”，分明有慨；而“莫遣”句，出自《晋书·王羲之传》诗人之意为：自己的探胜幽趣，如果让儿辈们知道，也会遭到非议，使人败兴。虽有这种言外之意在，又妙在比前首更为含蓄。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