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所写的不外是“井”及与之相关的“辘轳”、“水声”、“弦（丝）声”、“城头日”和一位“荀奉倩”。乍一看，似乎很简略，找不出诸意象之间的内在必然的联系。让人摸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但一个“情”字，而且诗人将“情”字与“荀奉倩”作了相比。这就给疏解提供了入门的路径。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诗的开头依旧题，从“井”说开去。这三句所涉及的意蕴当以一种复沓而又孤单的音响构成的思绪为主。因为“转”字总括了后园里深井汲水的操作过程，并引出水井与器具的混杂声。“弦声”一本作“丝声”。绳索缠绕辘轳的声音相对辘轳的声音要小，而“水声”之“繁”又时时打破辘轳自转的单调声，写出诗人仔细辨别不同声响的专注。诗人或许是一次偶然的后园闲步，无意中驻足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引出一段感慨。因此三句以“转”字引出深井汲水所需器具的相互联系，作为下文“情”的缘由的起兴。另有一种解释是，开头写的是闺阁之言，说是主人公在床上辗转反恻不能入眠才注意到后园的汲水声，由于注意力转移，室内的声乐丝弦声反而减弱，故谓“弦声浅”。

　　辘轳声或强或弱，或长或短的重复，似乎在诗人心里制造一种紧迫的心理压力，以为这种断断续续的动力源不能久长。“情若何？荀奉倩。”这两句是规定此诗情感范围的关键，意思是说：感情怎么样呢？像荀奉倩那样吧!《世说新语》和《三国志·裴松注》都记载，荀粲字奉倩，娶骠骑将军曹洪之女，两人感情很深，冬天妻子病热，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历年后妻子病亡。荀粲不病而神伤，傅嘏前往安慰，说：妇人才色并茂为难，你娶曹洪女是遗才而好色，假如按照这种标准，还是很容易再遇到你满意的女人的，没必要如此悲哀。荀粲回答说：佳人难再得，虽说她没有倾城之色，但再找一个谈何容易。荀粲痛悼不能自己，岁余而亡。至此，诗中才透露出为什么诗人要强调辘轳与井架的和谐转动，吊桶与吊绳索的相互联系。因为有了这种配合的默契，水声才能繁多，水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汲上来，以此来比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实在非常贴切。

　　李贺的爱情诗多带上悲凉的死亡意绪，这也许是“鬼才”的特质。在这里，诗人赞赏荀奉倩对于爱情的“好色”观，实在是一种很值得品味的现象。荀奉倩在得到曹洪女为妻后，“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把自己的所专所爱都倾注到妻子身上，而且这种爱由“自宜以色为主”渗化为一种生死以之的痴情，这种由冲动而达到升华的爱情就更值得人们眷恋神往，更易于净化灵魂，从而幻化出悲剧美的境界。

　　但是，诗人又为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急剧销沉而惋惜不已。于是面对着东上西下的太阳发出凝固不转的奇想。“城头日，长向城头住。”意思说只要城头上的太阳永远不落，普照人间，世上美好的爱情也就能长葆。虽然李贺体弱多病，写过不少阴森可怖的鬼诗，流露一种对死的恐惧以及人生幻灭感。但是，在这首诗里，他却放声高歌宇宙中永恒的太阳，“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诗人说：但愿太阳的光晖长在，一天的光阴像一千年，永无昏暮，让那一刻令人销魂的时光与之天长地久。

　　在此诗的随感式的慨叹中，由“井上辘轳床上转”的“转”和“长向城头住”的“住”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诗人由辘轳声转而时时感觉到它将骤然停歇的压力与隐忧；又由太阳的日日西沉而忧及一日夕阳的消失。这种宇宙无穷、时间永恒而人生短促固然是苦恼的命题，但此诗又有其特定的情景与内涵，或许青年诗人正有一种稍纵即逝的爱情体验，便以无限圣洁的感情，通过比拟与夸张以期达到凝固在自己的心中，从而享受和追忆一种青春美好、爱情长存的极大愉悦。而这种偶然感发式的浓郁含意又很难用浓丽的字眼来表达，于是找到拟古歌谣的最古朴方式，来规范他跳跃超常的激情。其中还表现出长吉诗风中的几分劲拔。

　　这首词吟咏瓢泉，主旨就在一个“乐’字上。

　　上片起句即以“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来表明自己的乐观情绪，他并不担心必隐以后的清贫生活，甚至将瓢泉溅起的朵朵浪花比作琼玉珍珠，将其视为自己的财富，可见词人之高雅。“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作者为自己能够以达观的心态看待人生而表示得意，因为他已经做到了“行藏用舍”，因而也就毫无遗憾。接下来词人又以安贫乐道的颜回自许，“一瓢自乐”意为其所居之地有如琼玉一般的瓢泉，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没有烦恼，也不用再为仕途的得失而忙碌奔波，且悠闲自在。

　　下片是作者面对瓢泉产生的独特想法，“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一句希望泉水能够居于山中保持自己清冽的本色，而不要流下山去变得浑浊，寄托了自已绝不与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的理想。“苍颜”三句，是作者以瓢泉为镜，看见自己衰老的容颜之后的感受，功名富贵如过眼云烟，人最终还是会变老，万事都成一梦。结句双关，“挂瓢风树”的瓢，既指饮水之瓢，又暗指瓢泉之瓢，点明了远离喧器的尘世以保持自己高洁品行的主旨。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