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词开头两句写雨后江天，澄澈如洗。一个“对”字，已写出登临纵目、望极天涯的境界。当时，天色已晚，暮雨潇潇，洒遍江天，千里无垠。其中“雨”字，“洒”字，和“洗”字，三个上声，循声高诵，定觉素秋清爽，无与伦比。
自“渐霜风”句起，以一个“渐”字，领起四言三句十二字。“渐”字承上句而言，当此清秋复经雨涤，于是时光景物，遂又生一番变化。这样词人用一“渐”字，神态毕备。秋已更深，雨洗暮空，乃觉凉风忽至，其气凄然而遒劲，直令衣单之游子，有不可禁当之势。一“紧”字，又用上声，气氛声韵写尽悲秋之气。再下一“冷”字，上声，层层逼紧。而“凄紧”“冷落”，又皆双声叠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紧接一句“残照当楼”，境界全出。这一句精彩处“当楼”二字，似全宇宙悲秋之气一起袭来。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词意由苍莽悲壮，而转入细致沉思，由仰观而转至俯察，又见处处皆是一片凋落之景象。“红衰翠减”，乃用玉溪诗人之语，倍觉风流蕴藉。“苒苒”，正与“渐”字相为呼应。一“休”字寓有无穷的感慨愁恨，接下“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写的是短暂与永恒、改变与不变之间的这种直令千古词人思索的宇宙人生哲理。“无语”二字乃“无情”之意，此句蕴含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理。
“不忍”句点明背景是登高临远，云“不忍”，又多一番曲折、多一番情致。至此，词以写景为主，情寓景中。但下片妙处于词人善于推己及人，本是自己登远眺，却偏想故园之闺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误几回”三字更觉灵动。结句篇末点题。“倚阑干”，与“对”，与“当楼”，与“登高临远”，与“望”，与“叹”，与“想”，都相关联、相辉映。词中登高远眺之景，皆为“倚闺”时所见；思归之情又是从“凝愁”中生发；而“争知我”三字化实为虚，使思归之苦，怀人之情表达更为曲折动人。
这首词章法结构细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以铺叙见长。词中思乡怀人之意绪，展衍尽致。而白描手法，再加通俗的语言，将这复杂的意绪表达得明白如话。这样，柳永的《八声甘州》终成为词史上的丰碑，得以传颂千古。全词景中有情，情中带景。上片于壮丽的秋景之中含有凄凉伤感之柔情，下片于缠绵的离情中带有伤感之景，前后情景交相辉映。上片写观景，虽未点明登楼而登楼之意自明；下片于“依栏杆处”再点登楼，起到了首尾呼应作用。笔法之高妙，于此可见，作者不愧为慢词的奠基人。
这是李雯甲申国变之后的作品。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言说，有处世出于自己禀赋的志意怀抱的情况，可是也有行事遭遇外在环境操纵逼迫的情况。李雯正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遭际不幸的人。他陪父亲到京师，没多久李闯王占领北京，他的父亲就殉明死难了。李雯是“絮血行乞三四日，乃得版榇以敛”，他当时几乎饿死，却又不敢死，因为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未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当时清廷有一些欣赏李雯才华的人把他推荐给满清的中枢内院。李雯之仕清是不得已的，他又是个感情很敏锐，而且很自责的人，所以其国变以后的作品一直写得非常悲哀痛苦。
《风流子》这首词一开头就是个疑问的句子，“谁教春去也”，短短的五个字，就有一种非常深刻曲折的意思。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写得感情奔腾汹涌，一泻无余。因为他是个比较任纵的帝王，没有约束节制自己的习惯。李雯却是个自我反省、压抑而又自责的人，同样是写亡国的悲痛，可是他与李后主表现得迥然不同。“谁教春去也？”是对命运发出的质疑。天下的事情有许多为什么，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我李雯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这种疑问的句子表示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悔恨、不平。正所谓诗词无理而妙，李词“春去也”已是一重悲哀，“谁叫春去也”，这是又一重更深的悲哀，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转瞬即逝？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又是一个问句。人间到处都是悲恨，这一“人间恨”，既是紧扣“送春”的题目而发的现实中之送春伤春之恨，也是文物繁华尽皆破灭的亡国失家之恨，更是自己的失身之恨。李雯在去世的前一年给陈子龙的书信里说：“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真是声声皆泪，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哀？为什么有这么多缺憾？这些人间恨事，你又能去问谁呢？屈原问天，李雯却要问斜阳。斜阳本身就是无常的，快要沉落的，它又能够回答你什么呢？因此开篇的两个问句，所表达的悲哀不只是字面上的，而是从内心里传达出的彻骨的无可奈何的伤痛。
“花褪残红，莺捎浓绿”，表面上当然是说落红缤纷，花朵凋零，黄莺在浓绿的枝头飞掠过去，完全是扣题而说的暮春风景。可是“落花”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语言代码，花的零落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残败。李雯的故国不会再恢复了，与当年和他一起读书、作诗的陈子龙等人的交游，也不会再有了，那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和欢乐的时代，那些故人知交，都已是“花褪残红”，不再复返了。“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晏殊《踏莎行》)，春天的花落尽，树叶就显得更浓密繁多，俗话说莺燕争春，那莺燕是要在百花时节忙着享受春天，所以浓绿的枝头有不少的莺燕。这正如满朝的新贵，在朝廷易代之间做着自己的打算。改朝换代中，有多少人殉节死难了？又有多少人投降以争取高官厚禄？这是“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的对比，所以是令人“思量往事，尘海茫茫”，人间的尘世就如同沧海的波涛，变化无常不可追寻。
“芳心”，代表了一个人一切美好的理想和志意，从李雯的诗文集中，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许身不凡的人，可现在是“芳心谢”，对李雯来说，那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已失去了，自己没有脸面做任何的事情，抱任何的希望了。“锦梭”两句，表面是写女子的生活起居，织布梳妆。李雯把自己比成一个女子，本在编织一个美丽、珍贵的梦想，可是国破家亡，自己降志辱身，有了污点，就像华美珍贵的锦缎再也织不下去。“麝月”是将黄颜色的麝香在额间涂出新月的形状以做装饰，可是当一切理想志意消失，连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再弄妆梳洗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女子懒得再装饰，她又能为谁装饰呢？这是两个工整的对句，“旧织”暗喻了李雯过去的美好的理想，“新妆”比喻迎合与奉承新朝，李雯之仕清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内心并不想追求富贵，更不愿去曲媚迎合新朝。
“杜宇”即杜鹃，为送春之鸟，当它啼叫之时，春天也就走了。杜宇又是古蜀王名，号望帝，死而化鸟。作为一个带有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代码，其含意可用李商隐《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语概括之。杜鹃代表死去的皇帝，象征明朝的覆亡。而杜宇的啼声似“不如归去”，旧日的国家朝廷、朋友志意都已一去不复返，所以“不如归去”的叫声更徒添伤心，李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杜宇悲鸣，惊醒了他年少时代编织的美梦，而父死国变的发生也恍如一场噩梦，即所谓“觉余惊梦”。而“碧阑三尺，空倚愁肠”，“碧阑”是指碧玉雕成的栏杆。李商隐的《碧城》诗有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李商隐说“碧城十二”，李雯说“碧阑三尺”，数目并不是用来计数的，“十二”和“三”都是代表多的意思。他说我靠在那曲折珍贵的玉栏杆上，这么美的“碧阑”，本是让人倚栏凭眺春天的美景的，可是春天已经走了，也就只剩下满腹的惆怅悲哀。
“东君”是春天的神，“东君不做繁华主”，是说春天的神不为万紫千红做主，没有保护它们，因此是“抛人易”，春天这么快地过去，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抛弃了。这既是扣住题目来说的“送春”，又有引申出的旧日朝廷和生活对自己的抛弃。正有李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同上)的感叹。
最能代表春天的，就是柳树，而柳树又往往长于池塘水边。王夫之《蝶恋花》曾说：“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在中国的传统中，杨柳“拂水飘绵”的姿态才是最美的。所以说“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晋书·周顗传》)，京城还是往日之京城，李雯的故乡云间还是往日之云间，可是往日之人物文明却不再依旧了。“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行”是一个表示受语宾语的词尾助词。暮春三月，当花落以后，树叶浓荫茂密，正是柳树长得茂盛的时候，这是承接上句“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来说的。“留下”句，表面上写的就是因为东君这位春神轻易就不为春天做主了，那么留下高大的杨柳树和宽阔的道路要托付给谁呢？可是“紫陌”不是平常的路，它特指京城的道路，刘禹锡《看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句，指的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任何地方的高大柳树都可以叫做“长杨”，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杨”又指汉朝都城的一座宫殿“长杨宫”，扬雄有一篇《长杨赋》，写的就是长杨宫。因此“长杨紫陌”又代表了国家的都城。明朝不在了，它的首都交付给谁了呢？江山又交付给谁了呢？当然是归于新的统治者满清。无疑而问，沉痛至极。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笛曲中有一支曲子叫《折杨柳》，是用来表示离别、怀念的，所以李白《洛城闻笛》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当无数的杨花被风吹落，春天也就越来越远了，当《折杨柳》的笛声响起，它带给人的是对故园、故国、故人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是道不尽、说不明的。杨花被吹落了，但李雯不直接说“落花”，因为“落花”是个实物，他说“落花影里”，正可见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细致与微妙。杨花在落花飞舞的影子里飘落凋零了，可是与李雯另一首《浪淘沙·杨花》之“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相较，“舞去还香”一句，使杨花在飘零之前有一个振起，表明即使飘零也还要有一种舞动的姿态。李雯是玷辱了，是被踏入了沙间，可是他还有多少的感情志意并未完全消磨。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古人有饮酒送春的习俗，韩偓《惜花》诗说“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一杯酒就把春天送走了。可是李雯呢？他能轻易地用一杯酒把明朝的春天送走，把过去的理想志意送走吗？李雯是自责的，他不能忘怀于自己的亏欠、玷辱，他有羞耻和惭愧。那么多的恩怨是非、悲欢冷暖，这其中的痛苦实在不是可以轻易就排遣的。
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