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愁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
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运用了以物代人的手法，在花人之间反复掂掇，造成情意绵绵的意境，构思新颖纤巧，独具艺术风采，形象的写出了玉人之美。
词的一开头就来赞美花：开头两句写花的子房，花的金蕊，玉房金蕊，从正面以文彩艳丽的笔法描绘了花妖艳迷人的姿色，“黄金蕊绽红玉房”只有牡丹才能配的上“玉房金蕊”的称号，可见花的婀娜多姿。牡丹结成一束，恰好地插在美女柔细的手里。“金”花与“玉”人相映成趣，柔花与纤手，“宜”字贯串，构成了睡女侧睡拈花图，美丽极了。
“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袖风。”特写美女的朦胧美。“淡月”本是“朦胧”的，它好像柔纱，罩在美女的肌体上，更是玲珑剔透的。加仁轻轻的微风，拂弄着美女的衣袖，多么柔情。一个“弄”字，多么富有人情味。“月”与“风”给予美女的情爱多么深。静动结合，美上加美。通过对环境的衬托，带给人一种玄妙之美，在如此美妙月色中，漂亮的人和漂亮的花相互衬映，月亮将人和花照得洁白无瑕，花偎依着人的手，享受着微风，烘云托月的写出了花美，人美的一幅美好场景。
下片，写睡女的熟睡美。第一、二句写清香送爽，美女酣然沉睡。在柔和滴淡的香气中，美女不知不觉地如同醉汉进人梦乡，很熟很香。那高耸的发髻慢慢地垂到两耳之下了。“温香”与“熟美”两个偏正词组的结合，恰好生动描绘了睡美人的妩媚神态。那个“醉”也选用精当。除“醉”睡外，再也不会有别的熟睡的情态呈现。
最后一句，“多谢春工。不是花红是玉红。”最后两句点明本词的题旨“不是花红是玉红”。这位朦胧的白中透红肌体的美女，不是花红胜过花红，还是得“多谢春工’。没有造化万物的春工造花、造月、造风、造美境，哪会有“温香熟美”的睡美人呢！
短短四十四个字，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婉约柔美，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容情于景，本是效仿李白《清平调词》所做，但是刻画之高法却不比李白差，首咏人，次咏花，借的美丽衬托出人的美丽。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