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济南初春雪后乍晴以及泉眼之多。“山郡逢春复乍晴”句，紧扣诗题，“山郡”点明济南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逢春”和“乍晴”是交待诗的具体形象所赖以产生的节候。续句“陂塘分出几泉清”，表现号称“泉城”的济南最典型的景色。济南城区，有七十二泉分布各处，春来冰雪消融，地下有充沛水源，于是处处泉眼都有清流汩汩涌出，泉水分流汇合城内城外，碧波荡漾，随地皆成陂塘。此句炼在“分”字，分而知泉眼之多，泉多水丰，故能形成陂塘池沼，这才成其为泉城。
后两句写大明湖清丽纯净的奇伟景象。“郭边万户皆临水”，是描写大明湖及趵突泉一带城区的特殊景观。在济南旧城的四沿（即诗所说的“郭边”）环绕着由珍珠泉、美蓉泉、王府池、趵突泉等七十二泉涌水所汇成的河流水域，其中北部的大明湖水域尤擅景观之胜，民户鳞次栉比，傍水而居，清流逶迤。房舍掩映，这是济南胜致。此句“临”字比较关键，它体现了泉水和居人自然地交织汇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美感。最后“雪后千峰半入城”句，是渲染春天乍降时，山郡济南所见。济南群山环绕，南有千佛山、四里山，北有卧牛山、华不注、鹊山等等，群山巍峙，层峦叠嶂，林木苍翠，钟灵毓秀。环城四顾，山色青冥，美不胜收。清人刘风诰有一联曾曰：“一城山色半城湖”，群山本不“入城”，因“雪后”看上去特别近，故有“千峰半入城”的错觉。比“一城山色”的写法，更有别趣。
这首七绝四句纯然写景，不露声色，景中饱含深情，情景交融，极富情致。无论是“逢春复乍晴”的好天气，还是潺潺而流的清泉，以及湖水中倒映的“雪后千峰”等，都包蕴着诗人对济南初春的审美喜悦，流荡着一种迷恋的情韵。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
李白曾以如椽采笔，驱山走海，状物图貌，描绘了一幅幅色彩鲜明、雄伟峻峭、明丽清新的画卷，再现了祖国壮丽河山的自然美。这些诗篇，流传千古，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一首《荆门浮舟望蜀江》，就是由多幅优美生动的画面组成的长江行舟图。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在舟中望长江的所见所感，着重描绘长江。诗人放眼四看，从三峡奔腾而来的江水，虽值桃花盛开的春汛时期，但依然清澈如成都的锦江。这是实写，却含蕴着诗人深挚的乡土之情，有《渡荆门送别》中“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样一种对故乡的眷恋情意。前六句中一二两句点题，三四两句对长江的描写较为概括，五六两句则作进一步的勾画。第五句以浓丽的色彩加以点染。江水深绿，碧波荡漾，日光照耀，晴空映江，水色天光相辉映，显得异常明净，真是春水碧于天。难怪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赞之为“夺化工之巧”，是“真善状物”的妙笔。第六句描摹江流的动态。滚滚东流的江水，茫茫无际，好像与天相接。这是诗人远望时的深切感受，形诸于诗，不仅使人感到真实，而且觉得生动传神。这两句既从色彩上加以点染，使其明丽如画，又写出了长江一泻千里，烟波浩淼的雄姿。这一画面，色彩鲜明，景中有声，飞动壮阔。
中间六句又是另一幅图画。随着行舟的前进，诗人纵目四观，景物宜人，春光骀荡。连绵的巴山，逐渐消失；万里晴空，白云漂浮，舒卷变化，摇曳多姿；江边，日照白沙，明亮如雪，群雁聚息；岸上，百花盛开，飞出山谷的黄莺，在花丛中穿飞；江中沙洲，芳草萋萋，繁花似锦，和煦的春风，送来扑鼻芳香，但转瞬即过，迎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苍翠繁茂的林木。这里，诗人的彩笔，不仅绘出了绚丽明媚的画卷，而且传达出融于画境的欢快喜悦之情。尤其出色的是，诗人所描画的不是一幅停滞静止的写生画，而是有如一组连续不断的活动的电影镜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最后四句是日暮月升的景象，另是一幅画面。诗人舟行一日，日落西山，夜幕已降，远望江边，暮霭沉沉；东方江面，月亮冉冉升起；再遥望江陵，灯火点点，闪烁不定，著名的渚宫城，应该就在这灯火之中。这也是由几个“镜头”组成的画面，动态感也十分强烈。另外，这一结尾，极有余味，给人以广阔的艺术想象天地。
这首五言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从艺术构思看，诗人抓住江中行舟这一特点，顺序写来，“如展图画”。从结构上看，诗人从白昼直写到日落月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诗人巧妙地运用表现自然美的各种原始材料，诸如色彩、声音、形状、香气、光线、运动等，并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并且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使语言艺术的诗，有着形象艺术的效果。从诗篇的意境上看，诗人融情于景，把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倾注在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中，情景交融，塑造了迥远奔放、明丽雄浑的艺术意境，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