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江南雪景。“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开头二句写登临的兴致和原因。“如唤”二字下得好，表现出词人的逸兴豪情。“江平雪晴风小，”说明正是登临观雪景的好时机。“湿粉楼台，酿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这三句写登临所见的近景。“微茫”三句，是登临所见远景。这一带峰峦相属，有瑞石山、宝月山、峨嵋山、浅山、金地山等。“为问”二句，由景入情，忽然怀念起友人来了。作者化用王徽之雪夜访友这个典故。王子猷访戴是因雪景兴之所之，又同在越地，因此词人化用这个典故，表达期待友人来访，或趁雪后去拜访友人，都很贴切。借用这一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对友人的思念之切，同时它又表现了词人登临观雪霁时的逸兴豪情，很有些疏狂豪放的意态。
下片主要抒情。“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三句，承接上片，写对友人的忆念。因听不到朋友亲切的笑语，惆怅之情萦绕于怀，竟至难以排遣，可见情谊之深厚。接着“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三句，进一步写思念之苦。梅花常于雪天开放，它是春天的使者。古代文人赞赏梅花的气节风骨，常常相携赏梅、咏梅。因此梅花又是友谊的媒介和见证。文人常以梅花为题寄托友情或离愁。南朝陆凯寄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宋姜夔《暗香》词云：“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吟得梅花但储”可能是从姜夔词境化出的。“俱恼”者，人与梅皆烦恼也。无知的梅花与人一样，也为离别而愁绪满怀，这同“红萼无言耿相忆”如出一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词人故作豪情，登高呼啸，以排遣因离愁所造成的郁闷。宋代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词云：“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将花插帽”盖脱胎于此。它紧承“吟得梅花俱恼”句，突然宕开一笔，由抑郁转向疏狂，拓展了词境。南宋初，金主完颜亮南侵，声称欲“立马吴山第一峰”。“第一峰”之名由此而得。词人登临吴山，便是身在第一峰头，正是金主完颜亮当年望尘莫及之处。这里特地点出“第一峰头”含有自夸豪壮的意味。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三句，将词人疏狂的意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情貌毕现。结尾二句，“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诗中“玉龙”喻雪神。后人常以玉龙喻雪，也借喻雪山。清代张四科《大雪宿盘豆驿》词云：“天际玉龙夭矫，一片荆山弄寒色。”即把玉龙比作雪山。“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点明了“望隔江霁雪”的词题。词人忽见斜阳穿破云层，洒下一片霞光，把远处的雪山映照得明丽动人。这幅雪山夕照图，境界阔大，色泽艳丽，气韵生动，恰又衬托了词人的逸兴豪情。以景语作结，词境更为蕴藉。
总观全篇，由景人情，再由情人景。词以登临观雪景起笔，以雪山夕照收结，首尾一体，紧扣词题。上片主要写景，下片着重抒情，而景与情的转换过渡自然，又互相映照渗透，熔景与情于一炉。尤其下片“将花插帽”数句刻画词人疏狂豪放的形象，虎虎有生气，简直呼之欲出，更为词篇增色。较之一般触景伤怀的吟唱，风格意境迥然有别。
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第一部分
（第一段），交代口技表演者和表演的时间、地点、设施、道具，以及开演前的气氛。这部分是下文记叙精彩表演的铺垫。
文章以“京中有善口技者”开篇，介绍口技表演者，是本文的一句总说，即全文意在说明这位“善口技者”的技艺之“善”擅长。“会宾客大宴”，点明口技表演者献技的时间和事由：这场口技表演是在一次“宾客大宴”之时；因是“大宴”，故有此盛举。“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指明表演的地点和简单设施，说明这是一个临时演出场所，地方不大。再根据这次表演内容的特点，指出口技表演者是在幕后表演。又将简单的道具一一列出，指明仅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以示别无他物，口技艺人的表演主要凭的是他的“口”。最后以“抚尺一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点染表演即将开始时全场肃穆紧张的气氛。这部分除一个“善”字外，对口技表演者不加任何赞词，却处处为其高超技艺张本，造成很强的悬念，使读者料想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第二部分
（第二段至第四段），写表演者的精彩表演和听众的反应。这部分是全文的主体，描写口技艺人所表演的两个场面：一是一个四口之家在深夜由睡而醒、由醒复睡的情形；二是发生在这个家庭附近的一场大火灾的情形。
第一层（第二段），写表演一家人深夜被犬吠惊醒的情形，以及宾客对口技表演的由衷赞叹。
口技表演由远远听到从深巷中传来的犬吠声开始。然后以一个四口之家作为想像中的“舞台”，使听众的注意力由外景转入内景。先写“妇人惊觉欠伸”，听到犬吠声而醒来，这就拉开了一家人深夜被惊醒的帷幕。再写“其夫呓语”，画面逐渐清晰。又由于“欠伸”“呓语”惊动了幼儿，幼儿“大啼”。至此帷幕大开，相继出现许多声响：丈夫被吵醒，大儿也被吵醒，于是“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打破深夜的静谧，使口技表演达到第一个高潮。
第二层（第三段），写表演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以及宾客的情绪变化。
先写丈夫的“声”，并伴以妇人的拍儿声，“渐拍渐止”，给人以时间缓慢推移而声音渐弱的感觉。接着以老鼠跑动偷食、“盆器倾侧”的声音，妇人梦中的咳嗽声，表示夜静更深，全家人又入睡了。这一层，表现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由前一个高潮落入低潮，并为下一个高潮蓄势。
第三层（第四段），写表演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灾的情形，以及宾客以假为真的神态、动作。
开始用类似画外音的手法，以“一人大呼‘火起’”，突然加快节奏。接着写这个四口之家突然遭到意外变故的情形：“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气氛骤然变化。然后内景转为外景，以“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表现人们的惊恐万状，再以“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表现火势的猛烈和火场的纷乱，又以“凡所应有……不能名其一处也”极言声音之杂乱、逼真。至此，口技表演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即最高潮。
第三部分
（第五段），写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再次交代表演者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与首段相呼应，说明在演出中未增加任何道具，刚才的精彩表演的确是从“口”中发出的。
本文记叙了一场精彩的口技表演,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令人叹服.作者笔下的这场口技表演距今已三百多年,今天仍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