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
这首词写女子对恋人怀念的心情。虽然作者的先世是波斯人,但此词看不到丝毫的异国情调,全词体现的都是秾艳香软的“花间”情调。
此词上片写初夏时分女主人公淡薄的妆束和美丽的容颜,重点描绘的是女子的衣着和首饰。“罗衣”“翠钿”这些都是花间词人常用的意象。下片刻画了女主人公的矛盾心理状态。她回想,与情人相郁了,原来准备许多要说的话又无从说起,而内心里还有一些离别的怨恨;几次想与情人断绝关系,但情丝总把他们缠在一起。最后情景合写,表现了她月夜窗下思念情人的迷离之状。
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其兄宋庠以布衣游学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投献诗文于知州夏竦,以求引荐。席间各赋“落花”诗,夏竦以为宋祁很有才,必中甲科。宋祁亦因此在宋初文坛崭露头角。足见此诗非一般惜花伤春之作。清代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晬语》)该诗即是。
首联破题,刻画落花时一片迷离凄苦的景象,状物而不滞于物。起句,诗人捕捉住所咏物的自然特征,以“素”、“红”代指花。唐人韩偓有“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惜花》)之句,么“白”、“红”状花。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使事物形象逼真。花的娇艳、春的绚丽如在目前。然而,它们却红颜薄命,夭折了,令诗人叹惋。“坠”、“翻”两字形象生动,情态感人,是从杜牧《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句化出。花本来是无情之物,却道“各自伤”,是说花有人性。落花的自伤飘零,乃诗人绸缪于青楼烟雨,别有难忘的幽恨。
颔联承上“落”意,从时空角度深入描绘了落花的全过程,极缠绵悱恻之致。出句描写落花飞动的舞姿。“更作”二字个性鲜明,感情强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赋》),其态可掬,“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楚辞·九章·悲回风》),情状悲哀。对句写花终于落地之后,在地上仍不甘香消玉殒,虽已着地,仍不失红粉佳人的美容。其执着之情,从“犹成”两字中渗透出来。“半面妆”用的是梁元帝徐妃的典故。此两句不仅刻画落花尽态极妍,栩栩如生,而且融入了诗人自己深沉的感受,一往情深,不能自已。人物交融,托物寓情。表面上是描写外界景物,实则处处有诗人自己在,景物始终着有诗人的色彩。“更作”、“犹成”二语更加强了感情色彩。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诗》中有“落花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之句,是李商隐借落花勉励张秀才,不要因落第而颓废,应似落花一样自振自珍。宋祁此诗于此取法,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景文《落花》诗也,为世所称,然义山固已云已。”不过,此诗之学李商隐,不在镂红刻翠,恍惚迷离之貌,而在于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之神。表面上咏物,实质上写诗人自己。至于所写的具体情事,则很难考证,亦不必深究。然而诗人的感受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即是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李商隐诗的神髓在此,此诗的神髓也在此,这正是此联能传诵后世的原因所在。颈联以沧海客归,珠犹迸泪,章台人去,骨尚遗香,比喻落花的精诚专一,表现了诗人的忠厚悱恻之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由此点化而成,都是加一层描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
此诗借落花引起象外之义,感情沉郁,寄托遥深,传达给读者的是感受,而不是具体情事,达到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境地。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