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公亭位居安徽宣城城北，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朓、范云当年离别的地方犹如还在，诗人每次目睹这里的景物都不免生愁。“愁”字内涵很广，诗人思念古人而恨自己不能见到古人，度过每一天却觉得孤独，乃至由谢朓的才华、交游、遭遇，想到诗人自己的受谗遭妒，这些意思都可能蕴含其中。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两句紧承上联“离别”、“生愁”，写谢公亭的风景。由于“离别”，当年诗人欢聚的场面不见了，此地显得天旷山空，谢公亭上唯见一轮孤月，空山寂静，碧水长流。这两句写的是眼前令诗人“生愁”的寂寞。李白把他那种怀古人而不见的怅惘情绪涂抹在景物上，就使得这种寂寞而美好的环境，似乎仍在期待着久已离去的前代诗人，从而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当年客散之前景况的遐想。这不仅是怀古，同时包含李白自己的生活感受。李白的诗，也经常为他生活中友人散去、盛会难再而深致惋惜，这表现了李白对于人间友情的珍视，并且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客散”两句似乎已经括尽古今了，但意犹未尽，接着两句“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不再用孤月、空山之类的景物来写“生愁”，而是描绘谢公亭春秋两季佳节良宵的景物。这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池花映着春日自开自落，窗外修竹在静谧的秋夜中窣窣地发出清响，景物虽美，却没有知己为伴欣赏，越见寂寞孤独。这两句看上去似乎只是描写诗人眼前的风光，而由于上联已经交代了“客散”、“山空”，因此，这种秀丽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言外的寂寞，以及他面对谢公亭风光追思遐想，欲与古人神游的情态。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诗人在缅怀遐想中，似乎依稀看到了古人的风貌，沟通了古今的界限，乃至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这里所谓“一相接”，是由于心往神驰而与古人在精神上的契合，是写在精神上对于谢公旧游的追踪。这是一首缅怀谢朓的诗，但其中却表现了李白的精神性格。他的怀念，表现了他美好的精神追求，高超的志趣情怀。
李白的五律，具有近似于古体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往往不受声律的约束，在体制上近古；而更主要地则是他的五律绝无初唐的浮艳气息，深情超迈而又自然秀丽。像这首《谢公亭》，从对仗声律上看，与唐代一般律诗并无多大区别，但从精神和情致上看，说它在唐代律诗中带点古意却是不错的。李白有意要矫正初唐律诗讲究词藻着意刻画的弊病，这首《谢公亭》就是信笔写去而不着力的。“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浑括地写出了谢公死后亭边的景象，并没有细致的描绘，但青天、明月、空山、碧水所构成的开阔而又带有寂寞意味的境界，却显得高远。至于诗的后四句，王夫之说得更为精辟：“五六不似怀古，乃以怀古。‘今古一相接’五字，尽古今人道不得。神理、意致、手腕，三绝也。”（《唐诗评选》）因为“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二句，写得悠远飘逸，看似描绘风光，而怀古的情思已包含在其中。“今古一相接”五字，一笔排除了古今在时间上的障碍，雄健无比。尤其是“一相接”三字，言外有谢公死后，别无他人，也就是“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月下吟》）的意思。这样就使得李白的怀念谢公，与一般人偶尔发一点思古的幽情区别开了，格外显得超远。像这种风神气概，就逼近古诗，而和一般的初唐律诗面貌迥异。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罗隐这首咏物诗，为古代咏牡丹的名作。
“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蕊当心一抹檀。”诗的开头两句是说：牡丹花在园中蓓蕾初放，光彩照眼，然而雾气笼罩着它，似乎难得开大；就开放的花朵来说，花瓣一片粉红，当小包着深红的花蕊，十分好看。这两句是总体上写牡丹的外观。诗人不完全限于对其外形、色彩的刻画，而是置之于自然环境之中，写它给人的直觉印象。它颜色鲜亮，富有光艳，却被一层云气包裹，如轻纱中的美女，更具诱人的魅力。
“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前句是写瓶中的牡丹；后句是写插在美女鬓上的牡丹。醉眼所见及镜中所映，皆有失于真。在那些富贵公子、千金小姐们看来，这牡丹能在他们的金瓶之中、云鬓之上，真算得“富贵花”、“花中王”了，而实际上，这却并不合于花的本性。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当庭始觉春风贵”，这一句是写庭院中的牡丹。是说只有种在庭院之中，才能显出它的魅力，竟至使得春风更惬人意，使得春天真正显示出它动人的容貌。古人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蝴蝶可以显示春风的婀娜美妙，牡丹花就更是这样。“带雨方知国色寒”，则是写雨中的牡丹。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因其本身的花繁朵大，色彩艳丽，并非由于上了富贵人的金瓶、绿鬓。它不但能使大自然更美，而且也只有在自然的变化中，才能显示出多种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在门阀观念严重的唐代，“寒”总是同“微”联系在一起，然而，“寒”同时也可以显出严峻刚强的秉性。经一阵雨洗风摇，碧叶更见苍翠，红瓣更见鲜艳，那条条枝茎，也显示出铮铮硬骨。“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这两句写出了牡丹的刚强品质与不凡气度。但是，这两句的深意，只有在同“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的比较中才能体味出来，“始”、“方”二字，便透露了诗人一反一正进行比较的用意。然而，意思的转折方面，又十分自然；如一般地去看，中两联四句是排比写牡丹在瓶中、鬓上、庭院、雨里四种情况下的状况，细心体味，又含着正反两层意思。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是以美人杨贵妃为喻（杨玉环为女道士时曾号为“太真”）。这两句是写牡丹经过一天日晒，如同娇轻慵懒、弱不禁风的美女。不过，这两句诗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引起人们对李白《请平调》三首的联想。李白的诗是唐玄宗同杨贵妃赏牡丹时奉旨所作，后两首即将牡丹与杨贵妃联系起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罗隐诗的末两句，扩展了李白诗作的联想范围，使读者从时间的、历史的座标去认识牡丹的美艳绝伦。
此诗写牡丹之美，而不限于花叶的描绘，一方面着眼于牡丹的生活环境，另方面着眼于对它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这二者的结合，使得诗中所写似乎并非纯粹的花，好像还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一联概括地写其给人的直觉，末一联以美人为喻，前后照应。当中两联似为排比地写了牡丹的四种生活环境，而实际上是正反两种境遇，细致品味，意蕴无穷，令人想象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