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述学·内篇》说诗文里数目字有“实数”和“虚数”之分,近世学者进而谈到诗中颜色字亦有“实色”与“虚色”之分。高适在这首诗中写景就有“虚景”与“实景”之分,他用明快、秀丽的基调,丰富奇妙的想象,实现了诗、画、音乐的完美结合,描绘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塞外春光图,使这首边塞诗有着几分田园诗的风味。
此诗写塞上闻笛而生乡关之思,但首先却展现出冰雪铺凝的广袤胡天,然后再在明月与戍楼之间托出羌笛之声,在荒漠塞外与故乡春色的鲜明反差之中透露出缕缕乡思。但这乡思却略无哀怨,而是随着一夜风吹渗满整个关山,以可见的壮伟景观的实态体现出巨大的内在显现力与艺术包容力。
前二句写的是实景:胡天北地,冰雪消融,是牧马的时节了。傍晚战士赶着马群归来,天空洒下明月的清辉。开篇就造成一种边塞诗中不多见的和平宁谧的气氛,这与“雪净”“牧马”等字面大有关系。那大地解冻的春的消息,牧马晚归的开廓的情景使人联想到《过秦论》中一段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则“牧马还”三字似还含另一重意味,这就是胡马北还,边烽暂息,于是“雪净”也有了几分象征危解的意味。这个开端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开朗壮阔的基调。
在如此苍茫而又清澄的夜境里,不知哪座戍楼吹起了羌笛,那是熟悉的《梅花落》曲调啊。“梅花何处落”是将“梅花落”三字拆用,嵌入“何处”二字,意谓:何处吹奏《梅花落》?“梅花落”本为羌笛声,但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而是落梅的花瓣,它四处飘散,一夜之中和色和香洒满关山。诗的三四句与“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意近,是说风传笛曲,一夜之间声满关山,其境界很动人。
三四句之妙不仅如此。将“梅花落”拆用,又构成梅花开满关山的虚景,呼应雪净月明的实景,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内心思念家乡的强烈感情。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而是落梅的花片,它们四处飘散,一夜之中和色和香洒满关山。这固然是写声成象,但它是由曲名拆用形成的假象,以设问出之,虚之又虚。而这虚景又恰与雪净月明的实景配搭和谐,虚实交错,构成美妙阔远的意境,这境界是任何高明的画手也难以画出的。同时,它仍包含通感,即由听曲而“心想形状”的成分。战士由听曲而想到故乡的梅花(胡地没有梅花),而想到梅花之落。句中也就含有思乡的情调。不过,这种思乡情绪并不低沉,这不但是为首句定下的乐观开朗的基调所决定的,同时也有关乎盛唐气象。诗人时在哥舒翰幕府,同时所作《登陇诗》云:“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正是由于怀着盛唐人通常有的那种豪情,笔下的诗方能感而不伤。
这首七言绝句,由雪净月明的实景写到梅花纷飞的虚景,虚实相生,搭配和谐,共同营构出一种美妙阔远的意境。诗中的思乡之情含蓄隽永,委婉深沉,令人咀嚼不尽。
此词写思乡怀人之情。上片以眼前之景,引出春光流逝,故人万里,音信疏隔,悲思深重。下片先设想家乡情景,复以故人盼归抒己怀乡之情。这首词情致凄恻,音促而语婉。语言贴合温词造语精工、密丽浓艳的风格。
此词上片写宫廷光景,明月相照,梨花盛开,正是初春季节。开首一句,既点明时当春夜,又有“花好月圆”之意。然而词人笔锋一转,下句说远人被“万里关山”所“隔”和金雁双飞,则月圆而人不圆,自然兴起下两句弹筝寄意而泪沾绣衣,其情与景的对比格外鲜明强烈。一往情深的思念,镕铸在这两句中。
下片女子以越女西施自况,西施虽然色美,又当芳草又绿,杨柳依依,其奈“燕归人不归”。让人想起《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寂寞和惆怅,又在言外。
这是一首宫词,章法颇为别致。全篇于清绮流丽中弥漫着深长的伤感意味,虽不作激烈情绪迸发语,但自能以真切浓挚的怨思动人。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通过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商人随风漂流、驾船远行经商的远景。此诗主要反映了人们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和商业的发展情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唐朝商业贸易活跃、一些商人为追逐利润而远离家乡的景象,说明商人低贱的社会地位在唐朝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运用比喻手法,烘托出商人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一去不复返的感伤叹息。
此诗语言朴实平淡,极富韵味,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首二句写风高行远。末二句用形象比喻行役之远。通过借用“天”、“风”、“云”、“乘”、“去”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感慨商人远行,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来去自由,寄寓了作者孤寂流落的身世之感,也着重突出商人反映唐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唐人和六朝诗人对商贾的不同心态。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