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一开头先展现出堂宇的一片清凉明丽的夏日景象：雕盘中升腾缭绕着的霭霭烟香，堂上陈置着冬日储存的天然冰块，满屋清香扑鼻，又时感浑身清凉。爽凉舒适的环境，为下文妙丽“红妆”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同时也为“主人情重”的盛意，进行了渲染。下面“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歌女“啭春莺”的外貌美。而“歌声罢”三句，则极写歌声的馀音回荡，显出灵动悄恍之美。你看，当歌声停歇之后，人们才如梦初醒般看到月光已从静寂的屋檐下爬了进来，因为歌声太迷人了，听得也太专注了，所以忘记了时间的飞逝。不仅如此，那悠扬美妙的歌声馀音，似乎还在人们耳边飘荡回旋不止呢!这是暗用了《列子·汤问》“曹娥善歌”的故事寓意：“昔曹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词借此典故，夸张地表现了啭春莺的歌声极强的感染力，有如曹娥的“馀音绕梁”，给人以无限想象的馀地，说明歌女不仅外貌美而其歌声更美。
下片转向了作者对绝代佳人的惊讶和赞叹。“人间，何处有？”像啭春莺这样美貌而绝伦的歌手，人间无处去找那些司空见惯的女伶，实在是寻常。“坐中狂客，恼乱愁肠”，作者不禁为之心绪缭乱，“狂”态百出，不知如何是好了。蓦然间，“报道金钗坠也。”歌女一声尖叫，作者的视线也立即随着她的手伸向地面去捡拾金钗——一只纤长细嫩的手臂煞时从舞袖中袒露出来：十指尖尖，如春笋初发，愈加可爱无比。这个突发的小插曲，却骤然增添了歌女的另一层美丽，启示人们对她整体部位美的想象和思索，意味无穷。于是，词情便顺利地转向了虚处的渲染和烘托：“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意谓：宋玉在其《高唐赋》中塑造的巫峡妙丽神女，是出自他的艺术想象，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我自己这番亲眼所见，却无与伦比，她的美，远远超过了宋玉笔下的神女。这段话，是作者的自言自语，一如痴人痴话，任其倾慕思恋之情，全从心底款款流出。在感慨万千中，将无穷思绪引向无边无际的时空之中。美人不多见，也难能再相遇，作者此时似乎还交织着一种怅然若失的人生感受，遗憾不已。
这是苏轼一首显著的婉约词，写得灵动逼真，意趣盎然。这首词虽然也受到柳永词的影响——如“腻玉圆搓素颈”，全用柳永《昼夜乐》。然而从词的整体艺术格调来说，它感情纯真丽自然，与柳永词的华丽浓艳不同，而有所超越。
写天宝之乱以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而其作意则在于缅怀唐帝国先朝的隆盛，感叹现在的衰败，有很浓重的感伤情绪。
前一首起句写骊山磴道。用石头修得非常工致整齐的回环磴道，也就是当日皇帝来时乘坐御辇经过的地方。御辇既不重来，辇上鸾铃的鸣声也就绝响了。鸣鸾既经绝响，磴道自然也就荒草丛生。次句写山中宫殿。皇帝不来，宫殿当然空着。树木长得更高了，高入云端，故称“云树”，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这深深云树包围起来的皇宫，虽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现一片碧绿，也许还更碧绿了，但由于空着，就充满了寒冷的气氛。只这一“寒”字，就把宫中富贵繁华，珠歌翠舞，锦衣玉食一扫而空。后半转入夜景，写人事更变之后，多情明月，虽然依旧出没其间，但空山寒殿，已经无人玩赏。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骊山盟誓，“愿世世为夫妇”。诗人想象他们一定也曾如同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所写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楼，太真（杨妃）同凭阑干立”一样，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阑干，但现在却只余明月，自去自来，而先帝贵妃，俱归寂寞，玉阑纵存，却更无人倚了。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