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在应进士科举前所作的呈现给张籍的行卷诗。前两句渲染典型新婚洞房环境并写新娘一丝不苟地梳妆打扮。后两句写新娘不知自己的打扮能否讨得公婆的欢心，担心地问丈夫她所画的眉毛是否合宜。此诗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官，借以征求张籍的意见。全诗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将自己能否踏上仕途与新妇紧张不安的心绪作比，寓意自明，令人惊叹。
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此诗也是用这种手法写的。
古代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早新妇才拜见公婆。此诗描写的重点，乃是她去拜见之前的心理状态。首句写成婚。洞房，这里指新房。停，安置。停红烛，即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灭。次句写拜见。由于拜见是一件大事，所以她一早就起了床，在红烛光照中妆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这时，她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自己的打扮是不是很时髦呢？也就是，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呢？因此，后半便接写她基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言行。在用心梳好妆，画好眉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把握，只好问一问身边丈夫的意见了。由于是新娘子，当然带点羞涩，而且，这种想法也不好大声说出，让旁人听到，于是这低声一问，便成为极其合情合理的了。这种写法真是精雕细琢，刻画入微。
仅仅作为“闺意”，这首诗已经是非常完整、优美动人的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在于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时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应进士科举，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和女孩儿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如果考取了，就有非常广阔的前途，反之，就可能蹭蹬一辈子。这也正如一个女子嫁到人家，如果得到丈夫和公婆的喜爱，她的地位就稳定了，处境就顺当了，否则，日子就很不好过。诗人的比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很有典型性。即使如今看来，读者也不能不对他这种一箭双雕的技巧感到惊叹。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首句写这位姑娘的身分和容貌。她是越州的一位采菱姑娘。这时，她刚刚打扮好，出现在镜湖的湖心，边采菱边唱着歌。次句写她的心情。她当然知道自己长得美艳，光彩照人。但因为爱好的心情过分了，却又沉吟起来。（沉吟，本是沉思吟味之意，引申为暗自忖度、思谋。）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越州多出美女，镜湖则是其地的名胜。所以张籍将他比为越女，而且出现于镜心。这两句是回答朱诗中的后两句，“新妆”与“画眉”相对，“更沉吟”与“入时无”相对。
全诗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新娘打扮得入不入时，能否讨得公婆欢心，最好先问问新郎，如此精心设问寓意自明，令人惊叹。后半进一步肯定她的才艺出众，说：虽然有许多其他姑娘，身上穿的是齐地（今山东省）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可是那并不值得人们的看重，反之，这位采菱姑娘的一串珠喉，才真抵得上一万金哩。这是进一步打消朱庆馀“入时无”的顾虑，所以特别以“时人”与之相对。朱的赠诗写得好，张也答得妙，文人相重，酬答俱妙，可谓珠联璧合，千年来传为诗坛佳话。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大和二年这次考进士在东都洛阳举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所以首句说“东都放榜”，次句说“三十三人”。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洛阳花还未开，所以“放榜未花开”。考中的人按惯例要骑马游行，以示荣耀，所以三十三人都“走马回”。“走马回”，就是孟郊《登科后》诗中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但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诗里此时的洛阳却连花还未开。洛阳花在唐诗中多指牡丹，二月的时候牡丹自然没开，至于别的花，恐怕还不在诗人的眼中。“未花开”将情绪稍作压抑，为三、四句蓄势。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秦地少年”指的就是题目中的“长安故人”。“关”和“春色”此处都有双关意。“关”既指潼关，也指关试。潼关是从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进士及第后称为“新及第进士”，还要到长安吏部去应关试，通过后才能做官，雁塔题名、曲江宴等也都要在关试之后。杜牧要到长安去应关试，因此“关”便双关潼关与关试。通过关试，登记人选，谓之春关。唐御史中丞韩仪有个朋友要考关试，他做了一首《知闻近过关试仪》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所以“春色”既指大自然的春色，也指顺利通过关试。“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意思是嘱咐朋友们多准备酒，因为他已经要经潼关到长安，马上就能通过关试，带来无尽春色了。这是志在必得，让朋友们提前准备为他庆祝的意思。
东都“未花开”，诗人却自信已带将春色入关来，一派意气风发的潇洒豪情，可见诗人的自我期许之高。杜牧家学渊源，“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又自幼勤学，抱负远大，眼界奇高，“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无不精通于心。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评论：“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划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清全祖望称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才略不在贾谊之下。可见杜牧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有自身实力做保障的。
杜牧到长安之后恰好赶上制举。唐朝科举分常科和制举。常科每年举行，包括明经、进士等数十种科目，制举是用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考试，不是每年都有，而是临时设置，由皇帝亲自主持。杜牧在大和二年三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同一年中接连进士及第、制策登科，这是很难得的。杜牧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写：“两枝仙桂一时芳。”指的就是这件事。孟荣《本事诗》中说他：“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结合杜牧的出色成绩，他在此诗中所表现出的高昂志气，就更好理解了。刘熙载在《艺概》卷二中说杜牧的诗“雄姿英发”“无窠白”，杜牧不仅是诗文雄姿英发，不落窠臼，人亦如诗，英姿俊爽，俊迈不羁，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其风采。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大风歌》一诗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
这首诗全篇只有三句，却包含了双重的思想感情，且出现别具一格的转折。其诗用大风、飞云开篇，令人拍案叫绝。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他与他的麾下在恢宏的战场上是如何歼剿重创叛乱的敌军，而是非常高明巧妙地运用大风和飞扬狂卷的乌云来暗喻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只一个“威”字就是那样生动贴切地阐明了各诸侯臣服于大汉天子刘邦的脚下，一个“威”字也直抒了刘邦的威风凛凛、所向披靡，天下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那种巨无霸的冲天豪迈气概。但诗篇的着重点乃是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最后一句比照上一句，都是直抒胸臆，写他的心情与思想，但这最后一句，刘邦没有继续沉浸在胜利后的巨大喜悦与光环之中，而且是笔峰一转，写出内心又将面临的另一种巨大的压力。这一句既是希冀，又是疑问。它显露了刘邦的无奈不禁叩问天下，有谁能为他守住这片江山之感慨，昔日的功臣一个个谋反，独留他这个老朽在此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