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
时值盛夏,诗人落第还乡,虽然早早就起床,却直到中午才出门。“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首联描写天气、时间和地点,作者屡次落第,自觉无颜面对熟人,于是就在正午时出发。虽然汗流浃背,却少了一些烦恼。
多年在外流浪,虽然非常想家,但是仕途上没有着落,诗人觉得愧对家人,于是能拖就拖,一来是省些盘缠,二来也因为交通不便,最主要的是怕听到父母唠叨,更怕看妻子脸色。可是他现在确实感到累了,也就无所顾忌了。
诗人不顾炎热,一路跋涉,终于走到一处林荫茂密的地方,便想喘口气。“初蝉数声起,戏蝶一团飞。”蝉儿在枝间肆无忌惮地鸣叫,仿佛希望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根本不管外界的感受。蝴蝶在阳光下闪亮着翅膀,同伴之间也任意地戏耍,毫不在意旁边有人在注视着它们。
热风扑面、蝉声鸣噪,作者以景衬情, 却彰显出内心的愁闷。诗人在心中默想,若是回到童年时光,自己一定会爬到树上,或是追赶蝴蝶。而如今他只会旁观,而且更感到孤寂。
作者心情低落,看见眼前的景象,也觉得无比怅惘,“日色欺清镜,槐膏点白衣。”这里采用拟人手法,作者用一个“欺”字,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日光照射到水面,诗人却感到刺眼,仿佛太阳也欺人太甚。其实都是自己情感的投射,因为落第而感到不悦,于是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槐膏”二字,照应首句中的“炎”字,也委婉地展现出诗人对于这样的天气叫苦不迭,加上人生到了低谷,几乎就快挺不住了。
前三联写景,尾联抒发感慨,“无成归故里,自觉少光辉。”作者直抒胸臆,前后相承,水到渠成地抒发了情感。“归故里”三字,进行了概括,交代了这些都是作者夏日归途所见之景。
诗人并非要强,古代书生除了参加科举,没有别的出路。而贫寒之家为了改变命运,省吃俭用,也让学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唯有金榜题名、仕途成功,才能对得住全家人的辛苦付出。所以“少光辉”三字,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却饱含了辛酸和泪水。
诗人李廓名不经转,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似乎也是司空见惯,可是这首诗却道出了很多寒士的悲凉心境。诗人孟郊若不是感到进士及第太不容易,也不会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诗鬼李贺也因为未能如愿,才一直闷闷不乐,最后悲惨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作者在这首诗中将议论、描写、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并交替使用这几种表达方式,既呈现了形象的画面,又含蓄地表达了凄楚的心境,不愧为唐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