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的中心是要寻找一个“美人”。这美人当初曾近在咫尺——“当年看复看”;现在却远隔千山万水——“相逢艰复艰”。词“情”重于“理”,反复盘旋而不决绝,表层的美丽委婉掩盖了深层的悲哀。“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可能就是从这种意思化来。“重关”,可以是远方的重重关塞,可以是森严的层层门户,甚至可以是内心的某种隔阂和误会。
“沉沉空翠”是指山中潮湿水汽笼罩着草木所形成的那种青绿色的烟雾。草木越茂盛,雾气就越浓重。再加上山路的漫无止境,就给旅行者一种很沉重的压抑之感,所以说“压征鞍”。
“浓泼黛,缓拖髻”两句很妙;在此之前重点写旅途的青山,在此之后重点写心中的美人;而这两句,前一句重点在山却点出了人,后一句重点在人却仍带着山,很巧妙地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浓泼黛”是说大自然的天工神笔饱蘸了浓香的黛色泼洒点出眼前的山。所以这“浓泼黛”虽然是画山不是画眉,但它的作用是在描绘山的同时暗暗与后边“眉样”的想像相呼应,开始了从青山向美人的转换。“缓拖髻”则是用女子的发髻来形容山。因此“浓泼黛,缓拖鬓”的意象所要表现,其实是现实的青山在旅行者眼中逐渐成心目中美人的过程。在今日物象与当年心象的叠加组合之中,由物象清晰心象朦胧到心象清晰物象朦胧,旅行者的记忆也就从今日回到当年“当年看复看”。“看复看”,写得真是一往情深:美人的芳容曾经如此真切地展示,与她近在咫尺。然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只馀眉样在人间”。颇使人产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动。美好的理想长存而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就是人类最大的苦恼。
这首诗,寓新语于古风,写来浅白轻灵而富于情韵。诗的首句先点染秋日湘江的景色。秋日湘江,无风无浪,放眼望去,更显得江面开阔。七个字中出现两个“水”字,这是诗词中常见的“同字”手法。前一个“湘水”,点明送行的地点,后一个“秋水”,点明时令正是使离人善感的秋天,笔意轻捷而富变化。联系全诗送别的情境来理解,秋江的无潮正反衬出诗人心潮难平;秋江的开阔正反照出诗人心情的愁苦抑郁。次句“湘中月落行人发”,具体交代送行的时间,是玉兔已沉、晨光熹微的黎明时分。第一句着重写空间,第二句着重写时间,而且,次句开始的“湘中”和首句开始的“湘水”,“湘”字重复,不仅加浓了地方色彩的渲染,也增强了音韵的回环往复之美。
流利自然,是乐府诗的特色之一,而在句式上用了长短句,是获得流利自然的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首诗的后半首就是这样。“送人发,送人归”,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紧承第二句,前后连用三个“人”字,两个“送”字,两个“发”字,加强了诗的行云流水回旋复沓的旋律,而加上“发”与“归”的渐行渐远的进层描写,就对送别的意绪作了回环往复的充分渲染。如果说,前面两个七字句弹奏的还是平和舒缓的曲调,那么,“送人发,送人归”,则为变奏之声,急管繁弦,就“凄凄不似向前声”了。最后一句是写斯人已去的情景。“白蘋茫茫”是江上所见,回应开篇对秋江的描给,诗人伫立江边遥望征帆远去的伤感情态,见于言外;“鹧鸪飞”是写江边所闻,和茫茫的白蘋动静互映,那鹧鸪的“行不得也,哥哥”的啼鸣,仿佛更深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和怅惘。这种以景结情的落句,更给读者以无穷的意味。
这首诗描述湘江畔送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无比惆怅的思想感情。全诗语言浅白而情韵丰富。
这首小诗轻捷洒脱,寥寥数语,就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线条流畅,动态鲜明的舞台人物速写图。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诗的一二句写弹筝的女子纤手拨筝,正处于弹奏状态。筝是一种弦乐器。从唐诗中所描写的筝来看,筝是十三根弦,如:“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白居易《听崔七妓人筝》)。“大艑高船一百尺,清声促柱十三弦”(刘禹锡《夜闻商人船中筝》)。此诗是速写,当然必须抓住最能突出主题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首先便是弹筝者手中正在拨弄的乐器,特别是那绚丽华美,闪烁着点点金色光斑的弦柱。接着,诗人的目光又自然而然地落到那双正在琴弦上跳动的洁白如玉的纤手上,以及弹奏的环境。雅致的筝枕,自然别有一番情味。从画面上看,“金粟”、“素手”、“玉房”交相对比,色彩明丽而华贵,虽然是速写,却又施重彩,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绘画毕竟是视觉的艺术,而鸣筝所成的乐曲则是作用于听觉的艺术。一、二两句诗所绘出的画面是绝妙的,读者从中瞥见了闪光的琴柱、白嫩的巧手、雅致的筝枕,但却没有听到琴声。也许是精湛的工艺、绰约的风姿使诗人过于全神贯注了。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诗人终于注意到弹奏出的乐曲本身。诗的前两句写女子正在弹筝,按此写法,接下去似乎应该描写女了的弹奏技艺,或者表现秦筝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形象,但出人意料的是,三、四句并不沿袭通常的写法,而是描写女子为了引起知音者的注意,故意错拨筝弦。相传三国时代的周瑜,别人奏曲有误,他就回头一看,此诗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时时”说明这并非偶尔失手,也并非技艺低下,因为这失误明显地属于有意为之。有人将她的有意错弹理解为“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似乎弹筝女子的微妙心理,仅仅是一种邀宠之情;其实这种故意的失误是出于寻觅知音的苦心。她大约也是沦落风尘之人,对一般浪荡子弟,她的故意错弹饱含着对这班人的嘲弄和蔑视,但总会有一天,真正的知音——她的“周郎”会听出那曲中的深意,从而向她投去会心的一“顾”的。此处的“周郎”喻指听者,“欲得”就意味着当时坐在一旁的“周郎”没有看她。为什么不看她呢?大概听者已经完全陶醉在那美妙的筝声中了。本来这应该是演奏者最祈盼的效果,最欣慰的时刻,然而,这情景却不是这位女子此时最渴望的效果,因为她心中另有所思,思不在听者赏音,而在于一“顾”,怎么办呢?她灵机一动,故意不时地错拨一两个音,于是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那不谐和的旋律,突然惊动了沉醉在音乐境界中的“周郎”,他下意识地眉头一皱,朝她一看,只见她非但没有丝毫“误拂”的遗憾和歉意,两眼反而闪烁出得意的眼神——原来是误非真误。为了所爱慕的人顾盼自己,便故意将弦拨错,弹筝女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这两句正面写出了弹者藏巧于拙,背面又暗示了听者以假当真,而这种巧与拙、假与真,又在那无言的一顾之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它不仅说明弹者是高手,听者是知音,而且传神地表现出两者的心理神态,其意趣韵味无穷。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