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这是一首咏荷诗，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怜惜之情。展现出诗人的婚前大胆追求阶段内心美的期待与欢会时的情景。
“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诗一开头便极言荷花之芙，先说它的色，后写它的香。就其色而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十亩方塘，田田绿盖。颜色纯净，姿态婷婷，摇曳在清风之中，那种清新明丽之美和那红绿相映所产生的美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其色如此，其香也独具一格，英特点是“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这既“远”又“清”的芳香在群芳之中的确是少见的，所以，从色彩和香气上看，荷花确实不同一般的凡花俗卉。难怪诗人惊叹它“无色可并”，无香可比，深深地迷恋上它，实际上这是诗人为爱侣的美色而醉心。
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前一句是在月下观赏，后一句是在夕阳下观赏。调整后的语序是：“金羁落晚过，瑶席乘凉设。”夕阳下的荷花自有一番风韵，那鲜艳的花朵衬着碧绿的荷叶，本已娇媚非常，这时它上面又洒上了夕阳的金辉，带上了“金羁”。就更加鲜艳绚丽、光彩照人了！而月下的荷花，那种朦朦胧胧的美也是令人心醉的，淡淡的夜色。皎皎的月光。这是荷花的衬景。徐徐的清风，摇动着花朵花叶，又给这奇妙的画面增加了动感。此时的荷花娇美轻盈，摇曳多姿，仿佛月中的仙子，款款移步于琼楼玉宇之中，与特有的环境，特有的氛围交织共融，产生梦幻一样的关，这两句的实际内容是诗人从傍晚到黑夜约会情人，面对爱侣时的情形。诗人同时写的《曲池》一诗有“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的诗句，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五、六两句“回衾席照绮，渡袜水沾罗”也是描写与爱侣的欢会。前四句主要是托物寓意，用的是曲笔，写得比较“隐晦”，而这两句近于写实，比较明显。前一句侧重于场面描写：又点亮了席，明亮的席光照着锦被。由这场景可知两人的感情达到何种地步了。后一句重在写人，交待得十分清楚：女方是渡水而来，罗袜已经被水打湿了，表现出女子的痴情，也表现出诗人的细心。
最后两句“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是叹别。“前秋”是秋前之意，因为前面是“预想”．当然不会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棹歌”一句是用典。《南史·羊侃列传》记载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此外“梦棹歌”即“梦采莲”之意，也即梦想再次相会的意思。“莲”，是“怜”的谐音，“采莲”（怜）意为求欢。这一联中的第一句，推开了一步：诗人此时本来是和情人欢会。
鱼水相得，可是却又忽然间发愁了。愁什么？原来他想到在秋天到来之前就要与恋人分别了。于是便预想起别后的情况：天各一方，不易相见，只能是“梦棹歌”，即只能在梦中相会了。相会之时想到离别。心中犯难；离别之后，又难相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啊！这推开一步的预想，从侧面透露出两人感情的深度，所以，当诗人的这位爱侣后来亡故之后，他故地重游之时。眼见凤去楼空，抚令追昔，无限凄楚：“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在那荷叶初生的春天我与你相遇，并从此增添了离愁别恨，而今你像枯荷一样谢世了，只留给我一片凄凉。只要我身在人世，对你的情意就永远不会消失。曲江池头那无尽的流水啊，你带给我多少惆怅！可见《荷花》一诗，不是一般的咏物诗，它是李商隐爱情生活的写照。
这首诗主要用象征手法，借描写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事。本来是描写自己热恋之人，但却不直接描写女方本身，而是以荷花出之。即使是描写欢会之事，也不用直白之笔，而是通过“衾绮”、“罗袜”来侧面暗示，没有露骨、庸俗的平直之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