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
这首诗侧重于抒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环境： 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 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她为何迟迟不能入眠? 她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说，任由读者去想象。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细居处本无郎” 是她长夜无眠的思绪吗? 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她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云雨，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她还像清溪小细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 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化用两个典故，融会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瑰奇迷离，摇曳多姿。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 菱生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得菱叶翻飞，菱枝欲折; 菱枝本柔弱，而风波 “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菱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颈联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抒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慨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可能是诗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
尾联“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直抒胸臆： 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著、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
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离开诗歌艺术形象的整体，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附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具体人事，进行索隐猜谜式的解释，是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像冯浩那样，将《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垂杨岸”解为“寓柳姓”（指诗人的幕主柳仲郢），将“西南”解为“蜀地”，从而把这首诗和《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说成是诗人“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就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诗歌形象的整体出发，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和其他作品，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无题诗作这方面的探讨。这首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寓含或渗透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不难从“神女”一联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慨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风波”一联，如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兴寄托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仕途上不仅未遇有力援助，反遭朋党势力摧抑，故借菱枝遭风波摧折，桂叶无月露滋润致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慨的《深宫》诗中说：“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取譬与“风波”二句相似（不过“清露”句与“月露”句托意正相反而已），也可证“风波”二句确有寄托。何焯说这首无题“直露（自伤不遇）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论这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读者完全把它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并不减低其艺术价值。
这两首词写及时行乐，但也带着时代的阴影。深感良辰难再，须得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的后面深藏着隐痛。况周颐在《餐樱馆词话》中评价前一首词“语淡而沈痛欲绝”。汤显祖在《玉茗堂评花间集》中对于两诗词的评价分别是：敲醒世人蕉梦，急当着眼。“自是寻春去较迟”情痴之感，亦负心之痛也。摘得新也，自不落风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