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思乡诗。
诗一开头即以工整的对仗交代了时令及离家的时日。开头二句，诗人淡淡地说出一个事实：“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笔调平淡，似乎不带什么感情，然而低吟之际，就会感觉到一股苦涩的思乡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入春才七日”好像诗人在核对一个事实：今天是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七天。然而一个“才”字，则透露出诗人的满腹心事。
诗人正在屈指计日，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新年已过去很久了，但是仔细一算，诗人只能不禁失望地说：原来入春才七天呀！——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缓慢的感慨。“离家已两年”一句也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不带什么感情，但是将“入春才七日”与“离家已两年”连在一起吟诵细品，可以感觉到一股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诗人在客居生活中过了“春节”，进入了第二年。到了“人日”，入春不过才七天，不能算长。但从旧年到新春，已经跨了两个年头，因而可以说“离家已二年”。“二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将“才七日”和“已二年”作了一个对比，短短的七日已让人难以忍受，离乡两年的岁月又是怎么样熬过去的呢！这两句平淡质朴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的心情。
后二句说春花未萌发之时，思归之念已经发动。传说鸿雁在正月里从南方飞回北方，因此在后两句中作者借这个传说来抒写自己思归急切的心情。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即“思发在花前”；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将绿，春花将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这两句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归落在雁后、思生于花前对比。
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回去，但只愿落在春来即行想自然贴切；早已计算归期的思想活动，也极为生动感人。寥寥十字，仿佛能使我们看到诗人翘首北望归雁、屈指计算归期的生动形象；使在北归的大雁之后，不肯把时间设想得再晚一些了，由此可见思归之心切。这两句写得极妙。借用春雁北归之说，抒发极想回归之情，自是联们感到他不能与雁同归的遗憾，及极欲早归的焦急心情。一片深沉的乡思之情，就这样形象而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在新春佳节时刻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理，诗人即景生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表达出他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把思归盼归之情融入到九曲柔肠之中，景中寓情，情中带景，情景交融。并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宛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而且作者将“归”与“思”分别放在两个相对照的句子中，与题目遥相呼应，别具特色。
“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范山人自身的色彩本不鲜明，但诗人让他“抱”上一只“白鹤”，这样就引人注目了。于是，李白的目光随着这片白色的行进向泰山移去。“初行若片雪”，了然在目；“杳在青崖间”，距离远了，看上去更小，但因为出现了青色（“青崖”）作为衬托，仍很清晰；“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更高了，更远了，更小了，这时，诗人又巧妙地使用红色（“日”暗藏着红色）作底，所以还依稀可见；最后，“云山望不及”，“白鹤”终于被飘浮的云朵遮住了，范山人的身影看不见了，伫立送行的诗人不禁油然而生惆怅之情：“此去何时还”？
此诗完整再现了初唐送别诗三部式的结构。首先，诗人用首联“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介绍了送别事件以及友人的去处。其次，诗人用中间两联按时间顺序进行风景的描写，友人离开初期是“初行若片云，杳在青崖间。”接下来是“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最后，诗人用尾联抒发别情。从诗人对这一片白色的依依不舍的目送中，直到“云山望不及”，表达出李白对范山人的一片深情。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