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以本住南朝京城金陵（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而不意远嫁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女子，比拟自己本为南朝忠贞之臣，却于政局突变中误陷异域，羁留于北朝京城。一“住”一“嫁”，衔接紧凑，出语天然；但，是喜是悲，尚未分明。于是逗起悬念，引人观瞻。
紧接着三四两句，用“泪落”这一饱含激动情态的特有形象，回答并肯定了是悲而非喜的前面悬念；又以“何处天边”的疑问，拓开了绵远而深沉的想象与思念。由“金陵”而至“长安”，地域虽远，但都属于京都大邑，相比于荒漠苦野，犹未见其太大的不幸。申之以“不知何处天边”，就把女子（诗人自己的喻体）身在长安却终日向故乡引颈远望，望眼欲穿，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鲜明地突现于画面。魏晋时期人们有“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见《世说新语·夙惠》）的说法，以“日下”喻京都。这里诗人却反拨为身居京都长安而远望天边故乡，仿佛那遥远而又分明的“天边”，才是真正的“日下”，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引发力。
五六两句，以“胡尘”与“汉月”并举，对仗工整，精警显豁。用一贬意分明的“尘”埃，笼括北方“胡”地；又用一美感鲜朗的“圆” “月”，象征南方的祖国。并进而一呼“应尽”，一盼“更圆”，于委婉中流溢着激越之情，在期望中潜孕着愤慨之意，产生含蓄而又深切的美学效应。
最后两句，以“君”这一为自己热恋苦思之人，象征南方祖国，并表明自己正为祖国而动情歌唱；由于异乎寻常的心情激动，在洒泪悲歌的同时，竟不知不觉地将伴奏的琴弦拨断了。以“断弦”收结，不仅使人目睹其形，亦能令人耳闻其声，还能触发人们的绵缈思绪：弦虽断而弦上之音仍余韵袅袅，回荡空间，萦绕心头，……可谓涵不尽之幽思如在眼前。
是西汉辞赋家枚乘写给吴王刘濞的一封信，写在吴王叛乱之前。出自《汉书·枚乘传》，萧统将其收录于《文选·卷三十九》。在这封信中他指出武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危险，并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最后指出做事从开始就小心谨慎，自然没有危险。
作者在对吴王的个人野心劝告的同时，还启发人们做事要防微杜渐，随时警惕，不要妄意孤行。全文多用隐语、比喻，反复说明。表现手法别开生面，很有特点。
全文分三层意思。首先指出吴王刘濞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如“以一缕之任，系千钩之重”，其次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并暗中指出吴王图谋反叛的行为是掩盖不了的，“欲人勿知，奠若勿为”，最后说明要防微杜渐，要把祸患消灭于未形成之前，暗中劝吴王及早打消反叛的图谋。文章揭露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对统治阶级内部个人野心家的劝告，但就做事要防微杜渐，不要一意孤行这一点来说，对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此时刘濞虽已蓄意谋反，但还没有完全暴露，不好明明白白指出他反叛的阴谋，所以全文多用隐语，只在开头和结尾处略见劝告之意，中间全用比喻，反复说明利害，意在促使对方猛醒。枚乘虽然没有贾谊、晁错那样的方略和志向，但还是以披肝沥胆的言辞，积极写下《上书谏吴王》，规劝对方不要起兵，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写得很有感情，颇有特色。全篇比喻层见叠出，行文委婉含蓄，叙事说理详明，是颇富文采的散文。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