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紧扣诗题,交待了送别的季节和人物。颔联一赞一慰,把才人遭贬事作轻描淡写,已见豁达;颈联写想象中友人行路的艰辛和一路的凄凉景象;尾联诗人以吕虔赠刀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表示相信友人定能再振宏图而不会蹉跎岁月,浪费时光,无所作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皇甫别驾遭贬谪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诗人对朋友安慰和鼓励。全诗基调高亢,雄浑沉雄,词语俊美。
“衔杯昨日夏云过,愁向燕山送玉珂。”两句扣紧“送别”的题意,以“昨夜衔杯”,今朝送别,表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一句“夏云”既点出时令,又与下文“秋风”、“夜雨”暗合,遥相衬托,相映生辉。第二句着一“愁”字,而依恋之情毕见。
“吴下诗名诸弟少,天涯宦迹左迁多。”概括了皇甫汸的诗名籍甚和仕途偃蹇。诗人故作轻描淡写,希望以自己之旷达来影响友人,以减少心中的怨尤,寓情至深。王世贞《皇甫百泉序》云:“嘉靖中诸公能诗者,独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独子循先生最。”故曰“诸弟少”;皇甫滴一贬黄州推官,再贬开州同知,故曰“左迁多”。语皆切事,事皆征实,而又工整典丽。
“人家夜雨黎阳树,客渡秋风瓠子河。”两句以“夜雨黎阳”“秋风瓠子”设想汸至开州所经之地和达到贬所的季节。诗人变换手法,丰富扩展“愁”的意蕴。这两句,词语俊美,对仗工整,轻淡中寓浓情,创造了很好的意境。句中“人家”和“客渡”相对,“夜雨”和“秋风”相对,“黎阳树”和“瓠子河”相对。诗人把人、树、风、雨、水组成一幅画面,开阔而具动态美和立体感。另外,“人家”和“客渡”都是陌生处所,诗人孤身前行,自然生愁。这两句以景衬情,雄浑深沉。
“自有吕虔刀可赠,开州别驾岂蹉跎。 ”最后两句高唱入云,诗人以“吕虔刀”来勉励友人,相信友人以后自有贵人提携,定能东山再起,施展宏图,而不必担心长期失意,虚度光阴。因此,今日的开州别驾、颠沛流离算不了什么。诗人引此典入诗,贴切恰当。于是困顿失意之不快一扫而光,也就没有一般送别诗的缠绵悱恻,诗的结尾落在一个强音上。
从布局上看,这首诗与一般送别诗无二致,也是入题点送别,宽慰颂扬对方,然后转写行程,展望未来。但是,由于诗人与皇甫汸关系密切,所以在诗中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全诗一气奔驰,如泉下注,笔力雄健。
这首诗以水边纤夫的生活为描写对象,通过一个纤夫的内心独白,写出了水上服役难以忍受的苦痛,对当时不合理的劳役制度进行了控诉,写得很有层次。
“苦哉生长当驿边”,诗一开头就以“苦哉”二字总领全篇,定下了全诗感伤的基调。水夫脱口呼出这一声嗟叹,说明他内心的悲苦是难以抑制的。这强烈的感情,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灵。“官家使我牵驿船”,点出了使水夫痛苦的原因。古代官设的交通驿站有水陆两种,住在水边,要为水驿牵船服役。“官家使我”说明水夫拖船是被迫的。这两句是总写生长水边为驿站服役的痛苦心情。紧接着,诗人从“辛苦日多乐日少”至“齐声腾踏牵船歌”,用一大段文字,让水夫具体述说他牵船生活的悲苦。“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较前描写进了一步,用了一个比喻。把人比作海鸟,说纤夫的生活象海鸟一样夜宿水船,日行沙上,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然后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具体描写纤夫从日到夜、又由夜到明的牵船生活。先写白天牵船的艰难。前一句,顶风一层,逆水一层,船重一层,详述行船条件的困难;行船如此艰难,而前面的驿站又是那样的遥远,水波茫茫无边无际,纤夫的苦难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后写黑夜牵船的辛酸。诗人写一个雨雪交加的寒夜,纤夫们披着短蓑,纤绳磨破了胸口,冻裂了双脚,一切辛酸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一夜劳作,却无丝毫报酬,而是“到明辛苦无处说”,在凶残的官家面前,纤夫能够说什么呢?只好把满腔愤懑积郁在心里,“齐声腾踏牵船歌”,用歌声发泄内心的怨愤不平。
而纤夫们却没有逃离这苦难的深渊。“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纤夫的全部财产只有一间茅屋,本不值得留恋,可故乡却又舍不得离开。即使逃离水乡,他们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去。“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田家行》)没有了水上徭役,还会有陆上的徭役和租赋,田家遭受着官府同样的剥削和压迫。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纤夫只得把改变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幻想中:“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水变平田当然不现实,即使变了平田,他们也一样遭受官府的压榨欺凌。
诗对纤夫的心理描写细致而有层次,由嗟叹到哀怨,到愤恨,又到无可奈何,把其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配合水夫思想感情的变化,诗歌不断变换韵脚,使人觉得水夫倾诉的哀愁怨愤是如此之多。由于充分揭示人物心理,水夫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诗人写的是一个水夫的自述,反映的却是整个水乡人民的痛苦生活。诗的语言既具有民歌通俗流畅之美,又具有文人作品凝炼精警之风,颇有特色。不用惊人之笔,不遣华美之词,诗人从看似平淡的细细描绘中表现真情,酝酿诗情。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余味无穷,正如宋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所作的一封家信。诗人在信中用平易浅显的语言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还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期望儿子们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体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生必有死,接着从孔子弟子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中,引出“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道理,然后就此分层叙说。
首先用年过知天命的岁数来回首已往,虽有自责,却也有清除非己的无奈和闲居躬耕的欢然自喜,孺仲妻的话使他深信对生活方式作出的选择,而不受拘束的生活也使他充分感受到羲皇上人般的闲适。这种对平生志趣的追述,实际上充满了“穷达不可妄求”的生活哲理。
其次是以病重难久的心情来交代后事,尽管没有足够的财产留给后代,诗人还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像鲍叔、管仲那样对待家产,像归生、伍举那样念及情谊,像韩元长那样兄弟同居,像汜稚春那样七世同财,这又是在“寿夭永无外请”思想支配下的殷殷嘱托。
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提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