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令上片写水月迷濛之夜，“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在作者笔下，夜色别有一种韵味，别有一种神秘。水气与“微茫”的月色联成一气，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朦胧之中，采莲的少女斜倚兰舟，唱着心中的歌，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倚舟低唱之人对远方恋人的深沉怀念，情景交融，和谐一致。特别是以荷花比情人，以藕丝喻情思，不仅形象切贴，更把那种热烈缠绵的感情表达无遗。
下片写采莲人的歌声惊破了梦中聚首的鸳鸯美梦，只好深夜独卧江楼，不禁思绪滚滚，热泪潸潸，伤心莫唱南朝旧曲。这委婉地写出了男婚女恋、独梦相思之情，而且把相思的一往情深的情人之恋、故土之思、亡国之痛、兴亡之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作品的思想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该曲虽然在极小的篇幅内容却纳入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在于作品含蓄委婉的表现方法，使得全曲有了异乎寻常的内涵和表现力，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手法，有着咀嚼不尽的余味。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
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