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己亥杂诗》写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辞官返乡之时,由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计315首,全属七言绝句(其中部分不依近体格律的古绝),堪称中国诗史上最大规模的组诗。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五首,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龚自珍的一篇诗体自传。由高中甲科到倦飞知还,再到解嘲式地敷衍“如玉美人”,诗人“嵚崎楚客,窈窕吴侬”、“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能令公少年行》)的理想终于在一种无奈的状况下实现了。可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归宿。诗中连用三个“偶”字,加之“佳人”、“寻春”的锦绣字面,仿佛在昭示这一切只是“妙手偶得之”。而在字里行间还是掩抑着诗人的苦笑和酸楚。所谓“以乐写哀,其哀倍之”,定庵是深谙个中奥窍的。但就是这点一般读者都能够察觉的苦衷,身为文学批评大师的王国维居然硬是感受不到,在他那部被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就据此诗指责“其人之儇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偏见的力量有时是很可怕的。
此外尚应指出,《己亥杂诗》之一百零七首“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与此篇意旨全同,手法则各尽其妙,可以对读。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