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笔“林花”，但不是重点，重点却是“谢了春红，太匆匆”：林花凋谢，遍地落红。花开花落几时许？春去太匆匆。无奈啊，娇艳的花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朝来的寒雨晚来凄风？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春红”是最美好的物品，“红”最美丽的颜色。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间竟自“谢了”，而且是“太匆匆”，多么令人惋惜感叹！以“春红”二字代花，乃至极美好可爱之花，既是修饰，更是艺术；随手拈来，直写事物，乃天巧人工之笔。作者以花比喻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美好生命），这就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谢了”二字中所表现的惋惜感叹之情本已十分强烈，然犹嫌言不尽意，复又于其后加上“太匆匆”三字着力形容，使惋惜感叹之情更加突出。一个“太”字，责怨甚也。在后主看来，好端端的一个“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之匆匆衰败，顷刻灭亡，不正象林花之突然凋谢吗？这林花的形象中，深深寄托着失家亡国的悲伤。短短的六个字中，包容着极深广的内容。这便是所谓取一于万而涵盖万有。杜甫《曲江》“风飘万点正愁人”，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表现的都是对有情之生命面临衰败之际的哀惋感叹之情，但都没有后主这句的感情深厚。此处的“春红”二字己远为下片的“胭脂”作根，相互照应。时序推迁，林花凋谢，这本是有情之生命的必然，“春红”自然衰谢，虽是可惜，尚可开解，如今却“太匆匆”地遭到“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风刀霜剑”的不断摧残，于是寄予了愤慨的责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后主的这句词描写的情景十分相似。“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道出了林花匆匆凋谢的原因；“朝”与“晚”、“雨”与“风”的对举，极尽朝风暮雨摧残施虐的无可抗争之悲绪；也抒发出了（对“物”、“我”一体的）哀叹！“无奈”二字进一步表显出人们无力回天任风雨，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能为力的怨恨愤慨了。
下片写惜春、恋春、恋春红，叹不能再复重。人生长恨有如水长东。“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风雨后满地的落红，像是美人脸上和着胭脂流淌的眼泪；见花泪，人心碎，悲伤凄惜心迷醉；相问何时能重会？叹，人生从来遗憾多，恰似长江东逝水！面对美好事物之殒落，而又爱莫能助，其情该是何等痛苦难堪。所以接着便由写花的零落，转到写人思想感情之痛苦。“胭脂泪”是说飘落遍地的红花，被夹着晚风吹来的寒雨打湿，犹如美人伤心之极而合着胭脂滴下的血泪。“胭脂泪”三字是用拟人手法由花转入写人的交接点。胭脂，是林花着雨的鲜艳颜色，它指代的是美好的花，象喻的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事物。泪，就花而言，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雨”；就人而言，是“感时花溅泪”的“泪”。花之雨滴犹人之泪点，人之泪点犹花之雨滴。雨泪交流，物我同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雨，何者为泪，其状物抒情真是传神入妙。词人赋予“谢了春红”的“林花”以“泪”，就使其人格化了，这“泪”既是“林花”哀伤自己匆匆凋谢的眼泪，也是词人自己的惜红伤春之泪，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词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是词人有感于昔日的帝王生活，在那“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袭击下，——在宋兵的刀枪威逼下，过早的被断送，因而流下伤心之泪。这“胭脂泪”就是“以血书着”！“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这是援于杜甫“林花着雨胭脂湿”的名句。以“泪”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使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相留醉”三字，含蓄蕴藉，情意婉转。不仅是写人与花互相留恋到了如痴如醉的情境；更是写见林花遭风雨的无情摧残、匆匆掉落惨景后的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的情状。“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归去，人将亡；正如后主的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泪”字神奇，“醉”亦神奇。此醉，非陶醉之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几时重？”落花有意，然而风雨无情，美景难再。“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此恨绵绵无绝期！”过片三字的三叠句，前二句换仄韵，后一句归原韵，紧接一个九字的长句，有韵律，节奏感强，别有风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啊，“人生长恨”之绵绵无期，犹如那滔滔滚滚东流的江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东”字与前面的红、匆、风、重等字谐韵，字韵响亮，节奏感强，在句式结构上，它与上片末句同为连贯的二四三式的九字长句，它的感情凝重而又一以贯之，犹如突然决堤的汹涌奔流的江水，这是词人肺腑中倾泻而出的感情激流，这是词人深深的哀叹！上片的“朝来”、“晚来”与下片的“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